2020合肥小学考试时间_ 杨振宁演讲谈这件事:我很高兴中国政府没有上当

据科学网公众编号( sciencenet-cas)7月27日报道,2019年4月29日,杨振宁应明德讲堂思想系列主持人、人文学院汪前进教授邀请来到中国科学院大学雁栖湖校区,作客“明德讲堂”,李树深校长主持了地道讲座。

杨氏再次与中国科学院大学约2千名研究生分享自己的学习和研究经验,就几年前反对中国建设大型撞机的意见明确表示“我的看法完全没有改变”。 本刊特别整理报告和听众交流全文,经杨振宁审定发表,志在盛事。

座谈时间: 2019年4月29日

座谈地点:中国科学院大学雁栖湖校区讲堂

整理人:张岩

选择有前途的研究领域

谈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生学习与研究经验

杨振宁

杨振宁讲述了自己的学习和研究经验,杨天鹏曾在我数百所大学演讲过,今天这个演讲厅绝对是我见过的演讲厅中最大、最讲究的。 你们是新的大学。 我认为这清楚地表明了中国现在发展多快。

我今天讲的主题是“我的学习和研究经验”。

我1922年出生在安徽合肥。 父亲为清华大学教授,7岁起住进清华园。 然后在北京读了4年小学,毕业后读了4年中学。

中学在宣武门附近,是当时的崇德中学(现北京市31中学)。 当时是1930年左右,在北京市的中学,几乎一半是教会中学,崇德就是其中之一。

这是一所小学,大约有三百名学生,其中有一半是寄宿生,我是寄宿生之一。 学校小,没有真正的图书馆,只有一个图书室,我经常去这个图书室看看。

我第一次对物理学感兴趣的是读了这本书《神秘的宇宙》。 之所以感兴趣,是因为书中包含了20世纪初物理学中的重大革命,即量子学和相对论。

抗战于1937年开始后,我们一家经合肥于1938年到达昆明。 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北大大学合并后,西南联合大学成立,1938年开始募集。 那年夏天,我初中五年级刚毕业,还缺一年没有中学学位。

但是,由于当时中学生避难所很多,教育部在重庆下达了命令。 学生中学不毕业也可以参加考试,被称为同一学历,我以此资格考上西南联合大学。

大学入学考试考证,我初中最后一年没有学习,所以高中的物理也没有学过。 但是入学考试需要考高中的物理,所以我借了高中的物理书在家学习了一个月。

有很深的印象,给了我很深的教训。 高中物理性的等速圆周运动有加速,其方向是向心的,我认为这是错误的。 一两天后,我们发现这个速度不仅是大小,而且是旋转向量。

这是我一生中得到的非常重要的教训,我以后永远记得。 每个人都有很多直觉( instinct ),直觉有很多需要修正的东西。

换句话说,如果可以随时接受修正直觉的话,就会继续前进。

向量的重要性是当天发现的,直觉和书本知识的冲突是最好的学习机会,必须抓住这个机会。

我在西南联合学习了4年,老师的教育态度和同学的学习态度都很好。 大家都觉得这么难的情况下,既会读书,又会研究,所以要珍惜自己的机会,好好学习。

4年后,我进入西南联合大学的研究院,2年后获得硕士学位。 当时,物理系研究生有六七个同学,我和黄昆、张守廉住在一个房间里,很熟。

黄昆后来对中国的半导体研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半导体研究刚开始的时候,他做了一系列的演讲,带来了很多学生。 今天,我国半导体工业、半导体研究的主要人物是弟子。

张守廉来美国学马达,多年来当马达教授,黄昆和张守廉已经不在了。 我们三个人在1992年拍了照片。 当时周培源教授是北大校长,90岁,在北京有庆祝会议,张守廉先生和我也来自美国,那天我们三个人想拍特别照,是因为我们三个人在西南联大的时候讨论了一整天,声音很大。

左起黄昆、张守廉和杨振宁( 1992年6月1日在北京大学拍摄周培源的生日会)这一讨论对我们的物理学理解非常重要。

在那之后,我曾经这样写过。 我们不断讨论物理中的各种主题。 我们讨论的题目记得量子力学测量的确切意义。 是哥本哈根学派的重要而微妙的贡献。

今天,大家在网上看到的量子通信、量子纠缠与哥本哈根学说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那天起喝茶开始讨论,晚上回昆华中学,关灯上床,讨论还没有结束。

我现在不记得那天晚上争论的确切细节,也不记得谁有什么观点,但我们三人最后从床上起来,点上蜡烛,看了海森堡( Heisenberg )的《量子理论的物理原理》,清楚记得调整我们的讨论

我们这场辩论不断,实际上不仅是物理学,世界上的一切都在我们的辩论范围之内。 我认为这对所有年轻人来说,这场辩论大有好处。 增加知识,增加视野,增加理解他人思想的方法。

西南联合大学有两位老师给我带来了长远的影响。

第一名是吴大猷。 因为我四年级毕业时,需要写学士论文。 不知道现在国内的大学有没有这个制度,其实和写报告书一样。 在一个小区域说说有什么新发现。 没有必要拥有真正的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成绩。

那么,去见吴先生,吴先生给我看文章,怎么用群论来说明物理现象,特别是分子物理学。 因为分子物理学是吴先生的领域。

群论中讨论的是对称,左右对称、圆周对称等对称的观念用数学语言称为群论。 了解对称性在群论数学语言中的应用是20世纪最重要的物理学精神之一,当时将对称性观念应用于物理的现象才刚刚开始。 所以吴先生把我带到这方面是我人生最大的幸运。

我写完学士论文后获得学士学位,进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 在研究院我的班主任是王竹溪先生。 小王的领域是统计力学,统计力学的时候也有了新的革命。 所以小王带我去了这个领域。

整理结果显示,我人生的2/3工作是对称理论,吴先生带我去的方向是1/3统计力学,王先生带我去的。

我一直在说自己真的很幸运。 如果年轻的研究生能够去某个领域的话,这个领域今后5年,10年,20年发展的话,你就能去这个领域。 这是最有利的事。

这几年,我看了成千上万的研究生,虽然很出色,但是十年后他们取得了博士学位,有的人非常成功,有的人非常不成功。 不是因为他们的能力这么差,取得博士学位的人总是有能力不差努力的人,也有不努力的人。

主要是有人走正确的方向,到了弩的最后一个方向,没办法,走得越快,改变方向并不容易,继续下去就成了最不幸的人。 这一点,希望在座的所有研究生都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作为研究生获得博士学位。

芝加哥大学有两位物理教授对我影响最深。 一个人是爱德华·泰勒,当时还不到40岁,是个聪明的天才,当时出了名,后来他更出名了。

特勒(右)和杨振宁( 1982 )在1950年代,知道原子弹爆炸结束后,用原子弹引爆氢弹。

这个窍门多年不能解决,但最后解决这个窍门的主要研究者之一是托雷,因此在国际上是氢弹之父。 他不喜欢这个名字,但我觉得他逃不过这个名字。

众所周知,中国氢弹的发展落后。 中国的原子弹是1964年制造的,非常骄傲的一点是,从原子弹爆炸到氢弹爆炸只用了两八个月。

这是世界上的记录。 法国比中国先制造原子弹,所以不能制造氢弹,但中国稍微晚了一点,1967年氢弹爆炸,法国科学家非常不高兴。

中国之所以先成功是因为中国有非常聪明的年轻人,而且有非常努力的年轻人。 这里氢弹的主要贡献者,关键思想的提出者是物理学家于敏,他最近刚去世。

另一位是芝加哥大学的恩里科·费米教授,他是20世纪最重要的物理学家之一。 他率领两三十位物理学家,首先制造核反应堆,制造地点在芝加哥大学,因此芝加哥大学现在有一个小广场,那里有一座纪念人类首次使用核电的雕塑。

芝加哥大学学习的物理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西南联合大学学习的物理也非常重要,但这两种物理学法有一个区别。

联大时,我学的物理学方法是推导法(理论―现象)。 上芝加哥大学后,这些是重要的教授不应该整天思考的,他们思考的是相反的,即归纳法(现象―理论),从现象中总结出理论。 这个现象我不明白吗? 如果清楚地考虑这一点的话,由于这与以前的理论是一致的,从现象到理论,理解这种现象已经接近了一步。

如果你发现和以前不一样,那就更好了。 因为那是修改以前理论的机会。 归纳法重视新现象、新方法,不重视书本知识。 所以这种从现象到理论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更容易取得重要的成果。

而我自己认为在联合大学推荐法学家是非常好的,然后在此基础上吸收归纳法的精神,把两者结合起来,对我来说是非常幸运的。

从1946年1月到1947年,是我最痛苦的一年。 在昆明学了很多理论物理,所以读得很仔细,但几乎没有做过真实的实验。 我知道物理学的基础是最后的实验。

我到芝加哥大学的时候,决心写实验博士论文,到了那里就进行了实验。

当时艾莉森教授在做加速器,但当时很大。 他带来了六七个研究生。 我就是其中之一。 前后干了二十个月。 但是我不做实验,笨手笨脚的,实验室的同学们都在笑。 “Where there is Bang,there is Yang! 」然后,我知道自己不是实验物理的材料,而是没有做!

理论上,我一直在找托福,他给了我一些主题,但不合我的胃口。 他喜欢的题目、研究的方法以及他注意的地方和我不一样。 和他做了题目后,他觉得结果很好,想让他写那个,但是写不出来。

中途要进行近似的计算,近似的计算不能控制其准确性,我不能写这篇论文。 他说没关系,我认为我是个聪明的研究生,做了别的题目,结果发生了这种现象。

过去几个月,他知道我们不是理论物理学家。 他和我的关系一直很好,但我觉得不可能从他那里得到主题,于是开始自己找主题。

研究生在找主题时感到沮丧的是一种很普通的现象。 如果这里的研究生现在有困难,不要认为这是自己唯一的现象!

原因是本科生的时候,学到的是已经有的知识,因为研究生自己找主题,自己找方法,在本科阅读有多好,在这方面不一定会很快顺利。

不成功当然是不愉快的,但不要灰心。 这是我自己的经验。

幸好,我在联合大学时代读了很多书,有些问题是别人做的,但还没有完全解决,所以我就把这些问题提交研究。

那一年共研究了四个问题。

第一,贝托先生在1930年就自旋波做了数学工作,自旋波与固体的构造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时,有一些年轻重要的理论物理学家,他们有理论,在中国,我知道这很重要,所以在芝加哥大学,我拼命读他们的文章。

第二个是翁扎格( l )。 on sager )在1944年的报道中,onsager做过统计力学,但其中有很难的数学问题,于1944年被解决。 这篇文章当时印刷的时候,我记得是王竹溪的研究生。 小王曾经研究过这个问题,不能。 我突然看到有了盎格鲁,他对我说。 老王平时是个不开玩笑的人,那天我能看出他很兴奋,这么难的问题解决了,我知道这里有文章! 我在1947年研究了这篇文章。

第三个主题是泡沫( w )。 Pauli )关于场论的文章。

第四部分是托雷的理论。

这四个题目我都去研究了,一周花了几到一两个月。 结果前三个人没有成功! 当时,芝加哥大学除了第四个题目,老师和同学都对这三个题目没有兴趣,所以我一个人在图书馆研究。

例如,onsuger的文章有十几页,不能读。 他说式子换成式子2就出式子3,那还是对的。 这类推都是正确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走。光一步一步地操作,是不能理解的。 最后感觉像变戏法一样得出了结果,这表明不能读。

所以那个少年很不愉快。

但幸运的是,第四个做出来的东西,托福感兴趣。 他对我说你没有写实验论文的必要。 这个题目写得很好,我把它作为你的博士论文接受了。

在第四个主题上,我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

但是,前三个题目都没有成功,所以在1947年,我在给黄昆的信中,说过自己的disillusioned (理想崩溃)。

但是,今天尤其是前三朵花的力量没有白费。 因为最后开花了。我要把这个经验告诉大家。

1948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在芝加哥大学当了1年副教授。 1949年,理论物理有了新的发展,被称为改进( renormalization )理论,是一种新的理论。 芝加哥大学没有人做这个。

在普林斯顿着名的高等研究所里,聚集了很多重要的上了年纪的研究员和年轻的研究员,希望他们在博士课程结束后去。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是一个小设施。 本科生和研究生都没有,只有十几名教授,数百名博士后,也有访问学者。 在那里待了17年。

我去的第一个学期,也许是1949年10月,因为有机会乘坐同一辆公共汽车,卢钦告诉我,奥桑的文章被他的学生考夫曼( Bruria Kaufman )简化了,奥桑这个难懂的文章用考夫曼的新方法解决了。 他在那短短的几分钟内,告诉了我们新方法的重要部分,在一些反对矩阵中,我对这一部分很熟悉。

所以一到研究所,马上就停止了当时正在进行的场论研究,将新的想法应用到了onsager的问题上。 这确实是件重要的事情,只用了两三个小时,就完全成功了。 后来,我也成为了这一领域的重要贡献者。

这件事对我有什么启示呢?为什么我能从芦丁的话中得到那么大的好处呢?

第一,我曾在昆明做过狄拉克矩阵( Dirac matrices )的精心研究。第二,我在1947年虽然没有成功,但对ang工作的研究总的来说是困难的,我知道问题在哪里。 在芦丁登场之前,与自然一起成功。

这是说明,第一是感兴趣! 你为什么感兴趣?当我上研究生的时候,小王说,onsager解决了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是难以想象的伟大事情。第二个重点是,研究工作很费事。 我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研究失败了,但是并不重要,没有成功是因为后来扩大了道路,第三是有机会。 当然,这是有运气的。 我那天的运气是遇到路丁格而突破的。

结论完成科研工作,最重要的三个步骤是兴趣、努力的准备和最后突破。 这三步曲也是后来我所有研究都遵循的课程!

有趣的是,100年前,王国维在他的《人类语言》中所写的境界论,非常有趣。

他古今的大事业,大学的提问者,昨晚登上西风凋碧树,高楼,看着世界的尽头,说要通过这个第一境界的带子渐渐变宽不后悔,为了伊消憔悴,在这个第二境界群众中寻找他,忽然回头看,那个人说灯灭了

这种边界论的解释无论多少都是统一的解释。

第一个境界,就是执着于想要追求的东西,爬上大楼,寻找你想看到的地平线的道路。 你说你感兴趣。 第二种境界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在人瘦了也不后悔,继续努力准备的第三种情况下,无意中回头看,秘诀在哪里突然被发现,是机会带来的突破。

这是代表兴趣、准备、突破的三步曲,不仅在科学领域,在文学方面也是重要的道路。

听众交流

●中国科学院生态研究中心的研究生:杨老师您好,今天有机会听取自己的经验,非常感谢。 你对兴趣的坚持,对科学研究方向的敏锐直觉,以及你朋友不懈钻研的精神和态度,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

如果能得到国科大学的学生们的鼓励和赠送,你会说什么呢

●杨振宁:希望各位同学把握这个时代。 这是一个大时代,而且要明白你们遇到千载难逢的机会,要努力!

如果努力充分的话,不能说一定会有很大的成绩,但在当今中国的发展情况下,一定能取得一定的成绩。 我希望你能记住!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的研究生:杨先生,你好,我是高能所研一的学生,研究生是CEPC (高能环正负电子撞击机)的工作人员。 你是高能物理界的前辈,对粒子物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们都非常崇拜你。 但是,2014年我们提出的中国必须建设CEPC,当时你反对,所以今天有机会,我代表我的所有同学们再问你一次,你现在改变了我们建设CEPC的想法了吗?

●杨振宁:我一点也没变! 这是很重要的。 希望在网上找到2年前发表的“中国今天不应该制造巨大的撞机”的报道。 这件事和我们刚才说的有密切的关系!

年轻研究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其实,你不应该学习这些技术内容,而应该把自己纳入未来5年、10年有很大发展机会的领域,这才是成为研究生时要达到的最重要的目的。

本着这个目的,不要造大撞机,现在是没落的时候。 这个领域在我成为研究生的时候才刚刚开始闪耀。 实际上,我认为近几十年来物理学中最重要、最发展的是这个领域。 但是,这个领域30年前开始,已经结束了! 但是,大多数人不知道。

我说了好几遍,我今天讲的不是两年前讲的,而是1980年间讲的。 当时有国际会议,周光召也参加了。 在会议上,讨论了今后10年高能物理会向哪个方向发展的我在会议上说了“thepartysover”。 宴会已经结束了。

可以看出,当时在1950年代的60年代,高潮时期很有名。 但到了80年代,重要的观念已经存在,以后可以做到,没有最重要的新观念,特别是在理论物理方面,没有重要的新观念,就什么也做不了。

遗憾的是,很多年轻人听不懂我的话,老师们也听不懂我的话,所以今天说得更清楚些。

有人对我说,杨振宁这个词完全错了,2013年科学家在瑞士做了实验,证明了五六十年代的观念是正确的,这当然是重要的贡献。

但是,这一重要贡献的理论来源不是30年前,而是20世纪的5、60年代,所以80年代在这个领域进行实验还是可行的,于2013年创立,获得了诺贝尔奖。

虽然这个实验当时有6000人进行,但是当时的文章,每个签名者都是数千人。 完成这个的话,需要更大的机器,要花200亿美元以上的钱。 没有别的国家。 大家都说中国有钱,所以来了中国。

我的同事知道我不满意,我想必须关掉这份工作。 但是,中国要花费200亿美元的话,我就不能接受了! 我很高兴中国政府没有受骗。 再补充一点,为什么要做高能物理呢?现在重要的东西变多了。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的研究生:杨先生,正如你报告的那样,我们一定对高能物理感兴趣。 高能物理还有未来吗? 也许我们的努力必须证明谁也不知道科学的未来。

●杨振宁:我认为你说的话代表你态度好,值得赞成。 但是,这个想法不是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的总体方向! 所以我利用这个机会,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各个领域,它都在不断变化着。

19世纪物理学研究的东西、方法、态度与20世纪不同。 那么,21世纪物理学的发展方向,研究的主题和20世纪完全不同。

所以要注意的是,20世纪变得非常红的东西,一直持续到21世纪是罕见的。 20世纪后半期最受欢迎的物理学是高能物理,不是21世纪的方向。 你为什么不走向21世纪发展的方向?

21世纪发展了什么,虽然没有具体说明,但总体上看得很清楚! 有信心,我知道高能的物理,我想你不应该去这个方向。

●中国科学院物理系的学生:杨老师您好。 现在物理的发展越来越细致,越来越多,投入其中之一是一生的时间。 但是,感兴趣的方向有很多可能性,如何限制兴趣和自己的能量呢?

●杨振宁:我经常认为我成为研究生时的物理学和今天的物理学大不相同。 当时,物理学比较简单,有好几个大方向,每个方向学一两门课,就能掌握大致的意思。

今天的物理,或者是所有科学的前沿,越来越细致,有很多方向性。 所以,如何选择,我想。 自己,特别是年轻的时候,喜欢哪个方向比较好呢

我有必要知道自己的能力和兴趣。 我在美国教书多年了,美国的大学生和中国的大学生有两个最大的不同。 一个是美国学生训练不够,而中国学生训练很好。 二是中国学生比较成熟和努力。

但是,中国的学生绝对不是好的,坏的地方没有灵活性,大胆不够。

我的建议是问问自己真的喜欢什么,真正的能力在哪里。 一方面考虑一下,我觉得可以朝更大胆的方向走。 美国学生把握自己方向的能力优于中国学生。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研究生:杨院士你好,吴健雄先生和李院士一起完成了宇称不保存下弱相互作用的实验证明。 但不幸的是,吴健雄未能获得诺贝尔奖。 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还是要追求学术热点?

●杨振宁:因为需要补充一点,吴健雄是伟大的物理学家,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李政道和我认为在1956年写完这篇文章后,宇称可能不存在,我们提出了一些实验。

每个实验都很复杂很难。 当时许多实验物理学家拒绝这些实验。 当时,我记得一位年轻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获得诺贝尔奖,我觉得和李政道的这篇文章有点道理。 其中,你的实验室比较容易做,为什么不做呢他开玩笑地回答,这么难的题目,我需要好的研究生,所以我让他做,我自己不做。 这是正常的态度。

所以大家都认为吴健雄是个傻瓜,她做了大家都不会做的事。 吴健雄的厉害,也就是她伟大的地方,这是一个基本的实验,既然基本的实验还没有做,当然应该做,结果无论如何,她认为这是研究科学的真正精神,这是她伟大的地方。

谁也不明白她为什么没有获奖。 我想这件事几十年后,可能有人研究过。

最重要的是正在研究的诺贝尔奖委员会会议记录。 诺贝尔奖基金委员会有规则,可以公布某奖50年后当时讨论的记录。

但是,他们现在可以在当事人不在之后公布了。 李政道和我现在还在,不能公布。

关于追求热点的问题,选择热点的方向当然很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掌握自己的能力和兴趣。

自己的能力、兴趣、热点,这三个更重要呢? 把热点放在第三位。 现在有很多门,如果你对某个方向感兴趣的话,很容易成功。

如果你对热点问题不感兴趣的话,只是听说这个红得没办法,我认为这不是最好的选择方法。

作者简介:杨振宁,中国科学院院院士,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博文讲座教授。

1922年9月生于安徽合肥。 1938年至1944年就读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获得学士学位,硕士学位。 1948年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57年至60年建立了“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并与李政道在微弱的相互作用中提出了宇称不守恒原理,因此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历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教授、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爱因斯坦讲座教授兼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香港中文大学博文讲座教授和洛克菲勒大学理事。

美国国家科学院、巴西科学院、委内瑞拉科学院、西班牙皇家科学院、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外籍会员、俄罗斯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日本科学院荣誉院士曾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章、美国费城富兰克林研究所鲍威尔科学奖、法萨尔王国际奖等科学奖。

资料来源:微信号公共编号“科学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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