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黄网_没有天朝的茶叶大黄，洋人都活不下去｜大象公会

「我天朝茶叶、大黄各样药物，皆汝狗邦养命之物，我天朝若不发给，尔等性命何在？」

文｜闻韶

1840年1月，两广总督林则徐向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发出了《谕英国国王书》，质问英国人为何要将鸦片输入中国。

林则徐认为，英国将鸦片输入中国是恩将仇报。中国输出给外国的，能吃、能用、能转卖，都有利于外国，「如茶叶大黄，外国不可一日无也」，若不是天朝卖给他们，「则夷人何以为生？」

这份国书相当文雅，没有直指英夷的下三路。然而，其潜台词不外乎是，没有茶叶和大黄，夷人就会便秘而死。

接替林则徐为两广总督的琦善说得直白：「外夷土地坚刚，风日燥热。且夷人每日以牛羊肉作为口粮，不易消化，若无大黄，则大便不畅，夷人将活活憋死。故每餐饭后，需以大黄茶叶为通肠神药。」

江南道御史周顼，也认为「外夷于中国内地茶叶、大黄，数月不食，有瞽目塞肠之患，甚至不能聊生。」

战争开打后，广州三元里义民抗英后，更是发檄文质问英夷：「我天朝茶叶、大黄各样药物，皆汝狗邦养命之物，我天朝若不发给，尔等性命何在？」

· 三元里抗英画像

鸦片战争前后，此类意见不胜枚举。茶黄制夷是整个大清国的共识。许多人相信，如果夷人依赖茶叶大黄才能排泄、续命，那么，如果管控茶黄出口，就会让夷人生不如死；如果妙用茶黄，就能不费吹灰之力让夷人俯首称臣。

这种诡异的共识到底是从哪来的？

清俄贸易战

夷人和大黄的关系，要从乾隆年间的围绕着恰克图市场的中俄贸易战说起。

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界约》。这一协议约定了双方在蒙古的边界线，同时，大清国允许沙皇俄国在边界小城恰克图开设贸易、俄国商队被准许每三年前往北京一次。

根据条约，热衷于通商的俄国王室亲自规划了恰克图市场的建筑样式、大小。中方并未主动修建市场，但敏锐的中国商人发现商机之后，立刻集资在俄方贸易城旁边盖起了「买卖城」。

恰克图市场的主要商品是俄方的皮毛和中国的茶叶、丝绸、大黄等物，茶叶贸易占了绝大部分。俄罗斯还在恰克图还设置了一个约20人的「恰克图大黄委员会」（Kiakhta Rhubarb Comission），用来处理大黄交易事务。恰克图市场贸易日创新高，欣欣向荣。

恰克图的中俄商人相处十分融洽，双方官员和商人逢年过节还会聚会、相互致意。然而，欢乐气氛总是蒙着一层阴霾——那就是不时发生的越境逃人案件。

恰克图是在中俄的边境上，但是，这段边境线，本来是俄罗斯和喀尔喀蒙古部落的边境线。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蒙古准葛尔部联合沙俄击溃了喀尔喀部，后来喀尔喀蒙古归附清朝，原属于喀尔喀蒙古的大片土地也归于清国，俄蒙边境就变成了中俄边境。

基于种种目的，俄国方面总是试图引诱大清国境内的蒙古部落叛逃，还容留犯罪后潜逃到俄国的蒙古人。同时，俄国也拒绝严惩越境抢劫商人的俄国蒙古人。因而，大清国和俄罗斯时常陷入边境纠纷和摩擦中。

每当出现摩擦，清廷就会熟练使用贸易制裁手段——关闭恰克图市场。俄罗斯境内的蒙古人越境抢劫了，闭市；俄罗斯蒙古人过来偷马了，闭市；俄罗斯人居然私下对中方商品征税了，闭市。

据俄罗斯学者齐赫文斯基（Sergei Leonidovich Tikhvinski）考证，清方稍有不如意，就关闭恰克图市场，从乾隆九年到乾隆五十七年，闭市次数高达十多回之多。中国学者通常则只记述闭市最久的三次。

当然，清廷也并非想要彻底关停恰克图市场，而是等待俄罗斯人「自知悔过、虔诚请求」后，再答应通商。于是，每次闭市都是以俄罗斯低头屈服收场。但是，中方的贸易制裁，在乾隆五十年（1785年）居然不灵了。

洋人不可一日无大黄

乾隆五十年（1785年），俄国境内的蒙古人再次抢劫了大清国的商人。俄方查捕罪犯之后，中俄双方会审，证据确凿，可以定罪。然而，俄国转头将犯人鞭打后流放到了西伯利亚。

这严重违反了《恰克图界约》，大清强烈谴责，按照惯例，恰克图市场又该关门了。

最初，中方官员暂停贸易「稍作试探」，俄罗斯「果然畏惧」，答应次日送来罪犯、赃物和赔偿。但没过多久，中方就发现俄国人只是光说不做。

于是，中方又部分闭关，以示警告，告诉俄国人，如果带来犯人，则开市，不带来犯人，则全部关闭市场。然而，俄国人迟迟不交，中方这才显露天威，彻底关闭恰克图市场。

虽然如此，俄国人这次为什么不愿交出犯人，或者说，为什么迟迟不愿屈服，仍然让远离边境的清廷中枢产生了怀疑。朝廷决定派个钦差大臣过去了解情况，协助解决问题。

被选派的人是内阁学士松筠。松筠出身蒙古，擅长满、汉、蒙语，此次是三十四岁的松筠初任边疆大吏。

松筠的报告是——事情搞成这样，都是因为俄方主官脑子有病，「咭那喇尔人本糊涂」。

然而据俄方记载，松筠没有向上报告的俄方立场是，俄国不愿意对罪犯处以极刑。清朝刑法严苛，又有杀鸡儆猴的意思，想要在双方监督下「杖毙」该犯，但俄方无论出于政治还是法律考量，都不愿意交出并杀死这个犯人。根本要求冲突，根本没得谈。

出乎意料的是，这件事的转机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出现了。

这一年，新疆参赞大臣明亮连续查获两起走私大黄事件，一次有5000余斤，一次有4000余斤。随后，古北口、阿克苏等地也发现了试图假道中亚，偷渡大黄到俄罗斯的走私客。这些走私的大黄数目总共有18000斤。

大清官员这下开了窍：如此看来，俄罗人迟迟不愿再次向大清低头，就是因另有途径走私大黄。可见俄国人所求为大黄，两国贸易核心也在大黄。

于是，乾隆皇帝要求各地严格检查大黄，加强关禁，甚至连在广东贸易的西洋诸国，也被限制了购买大黄的数量，每年不能超过500斤，这是因为「俄罗斯接壤西洋，恐其向西洋各国转贩大黄。」

现在，朝廷知道俄罗斯需要大黄了，可是，俄罗斯人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大黄？乾隆皇帝和满朝文武对此仍困惑不解。于是，松筠被派去仔细打探，询问俄罗斯人收购大黄的用途。

传统医学中，大黄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让人腹泻，因为其猛烈的药性，大黄在中医里也被叫做「将军」。身体虚弱之人，一剂大黄就可能送命；而如果是宿食不化，善用大黄则立竿见影。明末清兵破关时，边关重臣梁廷栋不敢应战，自度必死，遂决定天天吃大黄自杀，果然很快如愿。

经过对当地蒙古人的仔细询问，再加上自己的药学知识，松筠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俄罗斯多食鱼，须以大黄解鱼毒。特派头人，收买大黄散给属下，官卖济众……该大黄虽为草药，其济众实无涯也……」

松筠的部分观点显然是来自他在蒙古的经验。他曾说，「盖蒙古大漠，属下人不食米谷，仅以牛羊酥乳为食，其脏腑大盛，故宜服之」，蒙古人需要用大黄帮助排泄，想必俄国人也是一样。

另一方面，从宋代起，中原人就开始利用夷人对茶叶的喜爱进行茶马互市，到了明代，则产生了「以茶驭番」的思路。嘉靖年间，出现了「诸番之饮食，莫于吾茶，得之则生，不得则死」的说法，逐渐成为与中央政府处理内亚「夷务」的传统教条。

而俄罗斯人也热爱喝茶。茶叶也是利泄的，这更为俄罗斯人普遍便秘加上了实锤。

更加让人对此深信不疑的是，大黄走私案查处不久，这些被大清堵了粪门、断了活路的俄罗斯人就立刻前来求饶了：

俄夷表示自己「实知悔过」，一再派正式使节祈求恢复通商。基于其诚恳谦卑的态度，乾隆皇帝恩准起签订《恰克图市约》，正式恢复互市。据说，当订约的大清使节莅临时，俄夷无不欢欣鼓舞，感悦皇恩浩荡。就这样，十全老人不费一兵一卒，轻松平定俄夷。

中国人是重视历史的民族。在此次大胜后，许多人在自己的日记、笔记中记下了这次中俄贸易摩擦。其中最为有名的是历史学家赵翼，他在其《檐曝杂记》中写道：

俄罗斯则又以中国之大黄为上药，病者非此不治。旧尝通贡使，许其市易，其入口处曰「恰克图」。后有数事渝约，上命绝其互市，禁大黄勿出口，俄罗斯遂惧而不敢生事。今许其贸易焉。天若生此二物（茶叶、大黄），为我朝控驭外夷之具也。

读到这里，我们不禁为古代俄国人的肠胃担心起来：在没有天朝大黄的时候，他们过的是怎样的憋屈日子啊？

黄金与泻药

事实上，十八世纪的俄国人的普通人很少能接触到大黄，而且，在他们的医学中，大黄也不是如同中医所认为的「虎狼之药」。

在当时，古希腊的「体液学说」还是整个欧洲和伊斯兰世界传统医学的核心思想。

「体液学说」认为，人体生病主要是因为体液之间的失衡，治病的主要方法就是排除某一类多余的体液。于是，西洋的主要疗法只有两种，第一是放血，第二是泄下。而大黄，就是泄下的最佳药品。

有位欧洲医生如此赞赏大黄：

它迅速地排解多余的体液，尤其是黑胆汁，同时增强胃壁。对于肝病、黄疸、结石等障害也都有帮助，同时也是駆虫的良药。有时候它被拿来当作泻药，当它用作这个效果的时候其功效依然卓著，而且适用于任何年龄与任何体质……

为什么中国人吃了要命的大黄，反而成了夷人的万灵药呢？这并非蛮夷体质特别优异，而是因为，中医惯用药性猛烈的生大黄，伊斯兰和欧洲的传统医学则喜欢煮熟大黄后使用，最不济也要用烈酒浸泡后服用，药性就缓和得多。欧洲人甚至会用大黄的茎来做菜吃。

因为被叫做「万灵药」，也是极好的食品。整个欧洲对大黄需求很大。而世界上数量最大、质量也最好的大黄，正是产自中国，尤其是中国肃州（今甘肃省酒泉市）。

从十四世纪起，每年都要大量的大黄被从肃州运到欧洲贩卖。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称甘肃为「世上第二好的省」，原因就是这盛产高质量的大黄，且价格便宜得惊人。

当时，欧洲市场上有两种大黄。一是回回商人运来的「土耳其大黄」，第二种是从印度中转，英法荷葡等国运来的「印度大黄」。然而，大黄怕潮，经由海运而来的印度大黄品质低劣。如果可以从陆路运输高质量的干燥大黄去欧洲，必定可以大赚一笔，俄国人看到了其中的商机。

早在十七世纪初，俄国王室就开始从西伯利亚的土耳其和蒙古商人手中收集大黄，然后转运到波罗的海港的出海口。一来一回，能赚得256%的利润。

如果跳过这些赚差价的中间商，沙皇还能赚到更多。于是，在1652年（顺治九年），沙皇组织了首个赴清使节团，并委以通商重任。

该使团于1656年（顺治十三年）抵达北京，这些「罗刹国人」被视作和朝鲜、暹罗使者一般的朝贡使，受到了热烈款待。顺治皇帝还特意下诏，赞赏俄罗斯人「诚心向化」的脱欧入清之心。虽然双方没有能建交，但是使团带回的大黄足以让沙皇满意。

次年，沙皇下旨将大黄列入皇室专卖项目，不准民间私自交易。私卖大黄，杀无赦。最初，沙皇通过招标贩卖代理权的方式获利。到了连年战争扩张的彼得大帝时代，彼得一世干脆决定甩开代理商，自己直营，改由皇室直销大黄。

1706年，彼得大帝设立大和剂局（Chief Apothecary Office），从苏格兰引入新式医药师，其重要任务就是审查大黄。

但是，大黄专营并不如想象中赚钱。沙皇俄国一再重申走私杀无赦、杀无赦，反而显得政府缺乏控制走私的能力。此外，民间也确实有使用大黄的需求。于是，1714年，彼得大帝有限的放开了管控。1727年，彼得二世登基，一度停止了专卖制度，开放大黄自由买卖。

1728年（雍正六年），《恰克图界约》签订，大量民间商人蜂拥前往恰克图市场购买大黄。沙皇有点后悔了。有人买，说明市场需求旺盛，只有一个口通商，说明很容易管控。于是，1731年，沙皇在此恢复大黄专卖制度，并要求所有商人必须将手中的大黄交给国库。

1735年，从恰克图进口到圣彼得堡出口的所有大黄，都要由皇室一手独揽。俄罗斯的「皇冠大黄」在欧洲获利不菲，恰克图市场的关税对俄罗斯也至关重要。直到十九世纪初，国库收入的15%-20%都是来自恰克图的关税和大黄贸易的利润。

也正是因为恰克图贸易太过赚钱，对俄罗斯人格外重要。在中俄摩擦中，一旦中方以闭市为威胁，俄方总是会很快屈服。

但是，俄国皇室的大黄专营也不是长久之计。

从1745年起，大黄国际贸易风头转变。英国和荷兰持续倾销低价竞品，俄国陆路贸易成本也逐年上涨。再加上闭市带来的风险，大黄贸易的盈利越来越少。

最终，在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叶卡捷琳娜决定放弃大黄皇室专卖，并允许私商进口大黄。因此，乾隆五十年（1785年）中方关闭恰克图贸易的时候，俄国官方的损失已较之前大为降低，这一次，俄国人熬得起。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大黄走私案发。这些大黄和俄罗斯皇室没有丝毫关系，都是俄罗斯商人为获利而走私的，更与松筠的调查结果八竿子打不着。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松筠的所谓调查结果：「俄罗斯多食鱼，须以大黄解鱼毒。特派头人，收买大黄散给属下，官卖济众……该大黄虽为草药，其济众实无涯也……」

其实，在松筠开始调查时，俄方的边境大黄检查官已经形同虚设。而早在一个世纪以前，俄罗斯伏尔加河与奥卡克河之间的渔产已经枯竭，大部分俄国人以谷物为食，更是无力购买贵比黄金的大黄。

俄罗斯人不吃鱼，也吃不起大黄。而且，官卖不是为了济众，而是为了做中间商赚差价。松筠的调查——或者说是脑补，几乎全错了。

那么，为什么在清廷严查大黄走私之际，俄国人就屈服了呢？

——这只是个巧合。在乾隆严查大黄之时（1789年），俄国正在西线卷入了1787年俄土战争、1788年俄瑞战争，还打算参加瓜分波兰。于是，在战事吃紧、税源不足的情况下，叶卡捷琳娜二世只能向大清皇帝低头，以求再次开放恰克图市场。

中俄终于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达成了《恰克图市约》。北方的俄罗斯人愿意为了大黄低头，而在广东贸易的西洋商人，也因为清廷颁布的大黄出口禁令连连叫苦，要求天朝赏赐给更多的大黄，让清廷的虚骄之气达到了顶峰。

正是在乾隆五十八年《恰克图市约》签订的那一年，乾隆皇帝对马戛尔尼说出了著名的「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此后，嘉庆十三年、道光五年和道光九年，清廷都曾通过禁运茶黄逐退英夷。果然是「天若生此二物（茶叶、大黄），为我朝控驭外夷之具也。」

于是，在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人的军舰真的开到家门口时，大清满朝文武还想着用茶叶大黄来制约夷人。

虽然屡屡和洋人打交道，自负的天朝君臣还是没有想明白，大清国的贸易是为了政治，而洋人的贸易，是真的为了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