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为何称为“中国的普鲁士”？若道中华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普鲁士是欧洲的历史地名，通常指十六世纪的普鲁士公国和十八、十九世纪的普鲁士王国，具体地域分布在德意志北部。十九世纪中期，普鲁士王国强势出征，在普丹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中取得重大胜利，统一了德国全境，建立了德意志帝国。因此，普鲁士也成为了“德国精神”的代名词。

“中国的普鲁士”一语，出自民国才子杨度的《湖南少年歌》，他在歌中说：“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无论是斯巴达还是普鲁士，都是强者的代称，都是为国为民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战斗精神，都是不成功、则成仁的牺牲精神，都是舍我其谁的英雄主义。

那么，作为著名学者的杨度，为什么如此崇拜斯巴达和普鲁士？那是因为当时的清朝政治腐败，中国人士气低迷，外国列强环伺中国、觊觎中国、包围中国、侵略中国，中国在世界上屡屡遭打，国家没面子，国人无尊严，中国要强大，成为了当时最响亮的口号和四万万同胞最共同的心声。

自近代以来，中国就在列强的压迫下过着屈辱的日子，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等，败绩之下，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在中国倍受欺凌的过程当中，许多湖南人坚定的站了出来，站在学术的前沿、革新的前沿、战争的前沿，他们为中国的富强殚精竭虑，为中国的主权大声疾呼。

湖南安化人陶澍，曾任安徽、江苏等地巡抚，官至两江总督。一生主张“研经究史为致用之具”，大力提倡经世济时，发出了湖南人济国安邦的先声；

湖南邵阳人魏源，以“经世致用”为宗旨，编写了《海国图志》一书，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带动了展望世界、学习西方的新潮流，将中国人的思想从传统引向近代，是中国如何发展壮大的有力探索；

在爆发内乱的过程中，湖南湘乡人曾国藩挺身而出，组建湘军，力挽狂澜于既倒，确保了晚清摇摇欲坠的政局，使湘军成为了影响当时、波及后世的一种湖南人群像；湖南湘阴人左宗棠后起，兴办洋务，镇压捻军，收复新疆，与曾国藩一起并列为名臣，“晚清中兴四大名臣”，湖南曾国藩、左宗棠二人，独分半壁江山。

清末民初，在中国变革、变法、革命最前列的，更有湖南人冲锋在前的身影。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人，以热血挥洒开辟变法道路；黄兴、宋教仁、蔡锷在革命和反帝的道路上冲锋陷阵；黄浦军样一至七期毕业生中，湖南人达2500多人，是当时中国各省之最；新中国开国将帅，湖南达到204人，其中，十大元帅湖南3人、大将6人、上将19人、中将45人、少将131人。

因此，历史上才有：“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赞誉；

因此，历史上才有“无湘不成军”之说；

因此，杨度才说：“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