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开筑路先河，打通“古代京广线”的宰相诗人——张九龄

蜀道铃声，此际念公真晚矣；

曲江风度，他年卜相孰知之。

——唐玄宗

盛唐天宝末年，“安史之乱”爆发，长安失陷。危急关头，玄宗皇帝携后妃宗室、文武大臣仓皇逃往蜀地。在逃命的路上，玄宗想起曾经一再警醒过自己，说安禄山会造反的故去老臣时，老泪纵横，悔恨中挥笔写下“蜀道铃声，此际念公真晚矣；曲江风度，他年卜相孰知之”。这位被叱咤风云的唐玄宗念念不忘的老臣，就是张九龄。

唐代会写诗的人数不胜数，但能同时头顶政治家、宰相、诗人桂冠的则少之又少，恰巧，张九龄就是其中的一个。张九龄是韶州曲江人，先祖是西汉留侯张良。世代仕宦的张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张九龄就出生在这样的家族里。

张九龄自幼即聪明伶俐，才思敏捷。据传他七岁的时候，有一年春天跟随家人去韶州宝林寺游玩，不想正遇上韶州府太守率领州衙官员前来进香朝拜。见到太守驾临，其他香客纷纷躲避，唯有张九龄若无其事一般照样游览，还把折的一枝桃花藏进了袖子里。太守见张九龄小小年纪就如此处变不惊，镇定自若，就想试试张九龄的才气，遂出了个上联“白面书生袖里暗藏春色”。没想到张九龄脱口就对出下联：“黄堂太守胸中明察秋毫。”太守和一众官员都惊叹不已，断定张九龄日后一定不是等闲之辈。

若干年后，韶州太守的话果然应验。青年才俊张九龄进京应试即榜上有名，被授官校书郎。当然理想和现实总是存在差距，虽然张九龄一帆风顺进入仕途，但辗转官场几年，一直沉于下僚，深感英雄无用武之地。后来虽然得到唐玄宗的提拔，无奈生性耿直的张九龄却因屡屡直言而与上司不睦，最后不得不辞官而去。

张九龄的辞官是大唐朝廷的损失，但却是岭南百姓的福音。

岭南的大庾岭梅关，自古就有“人苦峻极”的险阻之说，而这条路也是张九龄出入岭南的必经之路，因此张九龄对道路的不便深有感触。这次回乡再次踏上这条路，张九龄萌生出开凿大庾岭，修通古道的想法。

说干就干，张九龄马上向朝廷上表，请求开凿大庾岭。得到朝廷的批准后，张九龄自任开路总指挥，利用农闲时节征集农夫，准备材料，动工开凿。张九龄自己更是身先士卒，亲自踏勘测量，披荆斩棘，不辞劳苦，指挥施工。经过上下一心的努力，古道终于修通。修好后的大庾岭古道，两旁遍植松柏，道路宽阔平坦，气象甚是壮观。

开元盛世时的唐王朝，经开国以来近百年的励精图治，已呈现出经济发达，社会繁荣的景象。大庾岭古道修通之后，岭南地处沿海的便利条件被更好的利用起来，海外贸易有了很大发展，公私贩运昼夜不绝于道。大庾岭古道成了连接南北交通的要道，被后人誉为“古代的京广线”。这条古道不仅为唐代南北交通作出巨大贡献，而且也造福了后代子孙。到宋代时大量移民南下，大庾岭古道对他们来说就是是最快捷便当的通衢大道。

张九龄出身世家大族，这个从不曾为生计发愁的世家公子，在辞官归乡之时，第一时间想到并做到的是尽可能的为百姓行方便，为子孙后代谋福利，虽不是地方官，但却把造福一方演绎到了极致。在现代人的意识中，先有道路通达，而后才能经济发展似乎是一个极简单的命题。但张九龄所处的时代，是一千多年前的重农抑商的封建古国，在那个年代就能看到道路通达的优势，不得不说，张九龄确实有着一般人所没有的远见卓识。

当然，张九龄的远见卓识不仅仅只体现在这一件事情上。张九龄凭借修通大庾岭古道的功劳，被朝廷再次召回京城，数年沉浮后，终于登上相位。在处理安禄山到底该杀还是该放的问题上，他坚持认为安禄山该杀，若不杀，久后必反。虽然他的这一提议并没有被皇帝采纳，但不久后“安史之乱”的爆发再次印证了他的远见卓识。如果真的早早杀了安禄山，大唐的历史将会改写。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在日后张九龄去相回到曲江老宅病逝后，每每遇到有人推荐宰相人选时，唐玄宗总是忍不住要问一句“风度得如九龄否？”

于是，便有了“九龄风度”这个词，当“安史之乱”山河凋敝时，君臣怀念他；当直出梅岭，畅通无阻时，百姓怀念他。甚至，直到偏安一隅的南宋时代，还有人们怀念“九龄风度，流落今何处”。

如果说张九龄的第一个头衔是政治家，是大唐名相的话，那他的最后一个头衔无疑就是诗人。《唐诗三百首》的开篇，就是张九龄的《感遇》。《感遇》其实写于张九龄被罢相贬官的时候，但组诗中我们看不到一丝颓废，也没有半句牢骚，有的依然是处变不惊，优雅自信的九龄风度。

张九龄作为一位有胆识、有远见的政治家、大唐名相，他恪尽职守，秉公守则，直言敢谏，选贤任能，不徇私枉法，不趋炎附势，为“开元之治”作出了巨大贡献。作为诗人，他才思敏捷，文章高雅，语言质朴，诗意超凡，对扫除唐初以来诗歌的绮靡之风，贡献尤大。

张九龄——当之无愧的“岭南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