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地域医学知识的书写 ——以钱塘王琦《医林指月》为中心的讨论

目前学界基本认为钱塘医派形成于明末清初，延续至清末光绪年间。

早期开创人物有卢复、卢之颐、张遂辰，中期代表人物为张志聪、张锡驹、高世栻，晚期有仲学辂等。

位于杭州吴山的侣山堂为张志聪医家讲学之所，不少论者以此作为医派建构的重要载体来加以讨论，视之为明末清初杭州民间医学教育的代表，集讲学、言经与行医为一体。在医学学理脉络上，钱塘医派很难说有较大的突破，并未展现出迥别于过去呈现典范性的特征，如同“吴中医学”“新安医学”“孟河医派”，更多为后世缅怀前世、追寻自我根源时所塑造的地域集团概念。

医派之形成其实包括有学术建构和医史建构两个层面，在后一路径上，医术传承者、医著撰写者、医书编刻者甚至后世评议者均参与其中。在同一地域范围之内，医者在尊经崇古思想下求学问知，医著在文化及市场的推动下不断为后继者所编纂翻刻，亦有必要从书籍史和阅读史的角度来剖析地域医派的知识书写及体系建构。

本文拟以王琦（1696-1774）所编《医林指月》（表1）丛书为中心，来讨论地域医学知识的书写问题。在钱塘医派的医书典籍中，《医林指月》是重要的汇集丛书，历来将其作为文献材料征引者多有，但对其书之编辑过程及与钱塘医派构建的内在关系，还有新的认识空间。兹从医学丛书的编纂、流传和阅读进行讨论，进而探究医学知识的地域建构逻辑。

不过与张志聪（1610-1674）毗邻而居的同乡王琦，早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刊印医学丛书《医林指月》时就明确指出“闻之耆老，自顺治至康熙之初，四十年间，外郡人称武林为医薮”。

据民国《杭州府志》载，王琦罄资刊印《医林指月》丛书，志在救世，“志聪、世栻所著医书数十种，板已漫漶。琦病时医不学无术，孟浪误人，欲重刻其书以救世，而力未逮，乃取卷页最少者三种及医书之切要者九种，凡十二种，颜曰《医林指月》，罄资刊之”。

从《医林指月》各书跋可得知，其刊刻时间大致集中在乾隆甲申（1764）至乾隆己丑（1769），距王琦去世仅隔四五年，实为王琦晚年一大义举。王琦在《医林指月·序》（乾隆丁亥，1767）中称：

王琦抱疾多年，因感于有价值的医著不得尽传，乃致湮没无闻，因而选编宋、元、明、清时医著十余种，予以校订合刊。

王琦在《侣山堂类辩·跋》中称，张志聪“所辑者俱已授梓行世，甫及百年，流传日少，其《针灸秘传》及《侣山堂类辩》二种已难得购。余寻之有年，始得《类辩》一种。观其准古衡近，析疑纠谬，足为后学规矩准绳。亟为重梓，以广其传。后之学者苟以此为指南，庶能得正道而由之，宁有歧路之迷，邪径之误哉！”依据张志聪本人的落款，“康熙庚戌正阳月西泠隐庵张志聪书于岩池之花阑”，《侣山堂类辩》著述的完成约在康熙九年（1670）。据《中国中医古籍总目》载该书现存最早版本为天津人民图书馆藏康熙九年刻本，但据《张志聪医学全书》考证，此康熙版本实为清乾隆以后版本，即现存最早版本乾隆宝笏楼刻本《医林指月》丛书。目前存世的《本草崇原》最早刻本，也是王琦所收的《医林指月》丛书本。亦可见钱塘医者张志聪等人的著作得以保存，王琦确有收集刊刻之功。

王琦所刊刻的丛书中收录的医籍，虽然出自不同时段、不同医家之手，但彼此却相互关联。主要是钱塘医者卢复、卢之颐，以及张志聪、高世栻师徒的著作。卢复的《芷园臆草存案》，卢之颐的《痎疟论疏》（《芷园素社痎疟论》《芷园素社痎疟疏方》）《学古诊则》，张志聪的《本草崇原》《侣山堂类辩》，高世栻的《医学真传》。其余 6 种虽然不是其所著，但也大多是由他们或门人点评、辑正、参论。《医家心法》《扁鹊心书》由高世栻私淑门人胡珏评，《易氏医案》《敖氏伤寒金镜录》由卢复作记。此外，黄宗羲曾亲自为张介宾作传（见《质疑录》），而亟斋居士撰《达生编》之所以入选，可能为实用书。钱塘医者撰写、辑校医著，并且薪火传递，此举为王琦所推崇。

因而王琦所刊刻的丛书虽然收录了自宋以来的医著，但是在丛书的编排中，并没有按照以往的惯例， 按成书时间的先后来安排丛书的顺序，而将清代钱塘医者高世栻的《医学真传》列在卷首。

王琦在丛书序中明确强调取佛经《楞严经》中“以手指月示人，人当因其所指，而仰视月轮”，暗示此套丛书是为学者指示学习经典的途径。王琦还为丛书收录的医著一一作跋，并对其进行评述。可见，王琦在编辑丛书《医林指月》时是有一定的收选标准，刊刻其书，以期为后学之指南，避免误入歧途，以归正道。

书籍的刊刻流传，为医学知识的传播开辟了更广阔的途径。

《医林指月》所收《医家心法》及《扁鹊心书》均为钱塘胡珏参评。雍正三年（1725）胡珏参评《医家心法》时称“浙中精于医学者，有二高子，居钱塘者曰士宗先生，居四明者曰鼓峰先生”。胡珏当时“慕士宗先生之名，欲受业其门”，但是“迫于贫， 不果”。不过胡珏虽不是高世栻面授弟子，但“每得其著述，不厌研究，以私淑之”。后来胡珏从越溪王谦中得到《医家心法》，“深喜，数十年景企之私，一旦得读其书，不啻见其人，何快如之”。

这表明当时师生面授的学医途径是需要一定成本的，而通过读书私淑，使贫者亦可负担，降低了学医的门槛。朱震亨身后，不断有因对其著作的阅读、传播，来宣称是朱震亨的弟子。胡珏对书籍的整理，有对医学知识传承的自发责任感。

宋代窦材所集《扁鹊心书》，“岁久淹没，人间少有见者”，胡珏得到后，视为“奇书秘册”，并且胡珏本人“精医理，于古今方论，剖析疑似，指斥伪谬，皆合轩岐正义。遇危急之疾， 他人缩手告难”，胡珏“治之，往往奏效”，得到此书后，“治人痼疾，益多奇验”。

他去世后，其子胡道周，继承其医业。曾手书其书，示给王琦，希望重刊传世，但是因为家贫乏力，未能刊行。书渐遭蠹蚀， 其孙迫不得已，拜托王琦助为刊行。书上附有胡珏参论百余条，拾遗补阙，真可谓“窦氏功臣”。家传之本， 一般不能由外人刊刻，但是为了让医籍广传于世，特请王琦助刊。

王琦感叹：“数十年前，古月老人（胡珏）父子相晤语，宛然畴昔事，岁月如驰，两人墓木已拱，不获亲见是书重刊，为可叹也。”《本草崇原》一书同样如此，“张君（志聪）创其始，张殁而高君（世栻）集其成，缮写样本。方欲锓板，高君又亡， 事遂中辍。阙后，样本传归胡念庵（珏）家，念庵（珏）夫子谢世，不知又归谁氏。兹从胡之门人高端士处得其移写副本”。

《本草崇原》由张志聪撰写，高世栻纂集，后来由胡珏收藏，然后王琦从胡珏门人处得到此书，最终编入《医林指月》。可见，《医林指月》所辑三本医书，都依赖于同乡胡珏及后人、门人的收集整理。王琦跋称：“念庵（胡珏）奋笔纠绳，补偏救弊，为学人指示迷津，医准上古经论， 谓为后辈之良导师也，可即谓先辈之诤友也亦可。”

书籍的流传，使得医学知识的获取呈现开放性，而书籍在进一步的校正刊刻中，补偏救弊，又反过来对医学知识进行梳理与归纳，为后来学人指示迷津。

《医林指月》中特别强调张志聪、高世栻等人在侣山堂研经讲学。

丛书卷首《医学真传》，其开篇引言称：“丙子（1696）春，先生聚门弟子于侣山讲堂，讲学论道，四载有余。群弟子先后进问，道渐以明， 医渐以备，先生著示及门嗣等手录者，不下百余则。因谓及门曰，此医学真传也，汝等录之，将来可以公诸天下矣。嗣等因摘述而授之梓。”可见，高世栻继承了张志聪侣山堂讲学之风，与群弟子辩论讲学， 以此明道，并且口授医学知识，以“公诸天下”，以此彰显医学也是天下之公器。

不过有关侣山堂的事迹，自康熙十三年（1674）张志聪逝世后，虽屡修方志，但遍检《钱塘县志》《杭州府志》《浙江通志》均未加以载。直至民国所纂的《杭州府志》始载：“张志聪，字隐庵，高世栻，字士宗， 皆钱塘人。康熙间，钱塘为医薮，如志聪尤推重，游其门者多成良医，尝与诸弟子讲学于侣山堂。时世栻道已盛行，一闻志聪讲学，幡然从之游，技大进，竟与志聪齐名。”此则记载直接提到张、高之所以被推崇，在于陈修园，“闽医陈念祖，名盖世，独低首于张、高，于所著《三字经》曰：大作者，推钱塘。自注云：张隐庵、高士宗皆钱塘人，各出手眼，发前人所未发，为汉后第一书。其于《伤寒·凡例》又称：志聪所著，超出群书之上，其为医家倾倒如此”。

陈修园（1766-1823），福建长乐人，曾拜泉州名医蔡茗庄为师学医，在直隶任知县时，曾自制方剂， 治疗受疫百姓。嘉庆二十四年（1819）以病告归后，在长乐嵩山井山草堂讲学，门人亦众。

陈修园在《医学三字经》中对医学源流进行梳理评价时，对自《千金》《外台》以下各家较少推崇，“后作者，渐浸淫；红紫色，郑卫音”，尤其是明以降“数子者，各一长；揆诸古，亦荒唐；长沙室，尚彷徨”，但对“钱塘” 推崇备至，“大作者，推钱塘；取法上，得慈航”，从群体性、地域性来概括钱塘医学。

民国《杭州府志》传记后小字附注，明确指出张志聪、高士宗合传，出自仲学辂所撰事略。翻检史料，仲学辂确实在光绪十三年（1887）《侣山堂素灵集注·后跋》也特别肯定了陈修园对钱塘医者推崇之功， 不过他又强调陈修园本人的医学思想也是受张、高二人的影响，“大旨悉本侣山堂”：

仲学辂本人有感于张志聪“讲堂方被劫灰，遗籍亦遭兵火”，因此四处收罗。仲学辂，字昴庭。钱塘瓶窑人，清同治三年（1864）举人，曾任浙江淳安县教谕，后弃官就医。

仲学辂为章太炎中表伯叔行， 章太炎《仲氏世医记》中赞到：“昴庭先生，以举人教于淳安，好明道伊川之学，尤善医。……祖述仲景， 旁治孙思邈、王焘之书，以近世喻（嘉言）、张（志聪）、柯（韵伯）、陈（修园）四家语教人，…… 而病应汤即效，人以为神。……已而就征疗清慈禧太后，归又主浙江（杭垣）医局，所全活无虑数万人。”仲学辂以张志聪《本草崇原》为纲，并参照张志聪《侣山堂类辩》、高世栻《医学真传》，集众家之长， 增补辑校，撰成《本草崇原集说》，传承发扬了侣山堂的医学思想。宣统元年（1909）章太炎长兄章炳森曾为书作序：“邃于理学，一宗《本经》，长沙（仲景）及张氏（志聪）、高氏（世栻），疏方用药、神妙变化。”

仲学辂对侣山堂的另一贡献是翻印《素》《灵》《集注》《素问直解》等医籍，由书局提调宋观察，属章椿伯汇集参校，请于卫大中丞发局刊行，“按侣山堂至乾隆时，但缺《针灸秘传》，迄今止百余年，亡书过半。倘天将大昌斯道，俾得逐一搜罗，校勘付梓，以广其传，则医门之幸，亦即天下苍生之幸也夫”！钱塘医学得以薪火传递，也是书籍不断被保存、注解、翻刻的过程。

章太炎曾在杭州诂经精舍，师从朴学大师俞樾，开始专治左氏传。因而对于钱塘医者尊经复古的思想特别肯定，他本人曾专门对《医林指月》所收《本草崇原》《医家心法》《侣山堂类辩》《易氏医案》等进行批注。章太炎虽然与张志聪时代相隔，但通过对《侣山堂类辩》《本草崇原》书籍的批注整理， 也加入到钱塘医学的传承中。可见这一批学者型的医者，特别是有丰富校注书刊经验的学者，从王琦到仲学辂、章太炎，使得钱塘医学知识不断得以绵延传承。

2007 年 3 月浙江省中医药学会、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立《侣山堂碑记》称：

可见，钱塘医者的群体形象是在不同文本的叙述中不断叠加形成。从钱塘王琦《医林指月》的刊刻，到余杭章太炎的批注，文人学者对医学知识的地域建构起到重要作用，最终构建了钱塘医派的二卢、三张及高、仲七位大家的完整序列。

摘自《中医药文化》2019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