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崇伯 丁梦: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进展、阻力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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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第三方市场合作是中韩两国参与国际分工协作的新型合作模式,也是两国发展战略对接与比较优势互补的重要经济实践。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在产品服务、工程建设、投资合作、产融结合和战略合作五个领域打造了一系列重要工程,不仅加深中韩两国的合作基础,还为第三方市场的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但其中存在诸多挑战,产业结构的竞争、复杂的营商环境、域外大国因素的介入以及中韩经济波动等都对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造成了阻力。因此,开拓战略新兴产业、打造示范工程、创新金融合作和完善协调机制,是实现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具有丰富的合作经验与合作成果,其合作区域遍及东南亚、东北亚、南亚、中东和南美洲等不同地区,合作范围涉及基础设施、能源加工、交通运输和金融等不同行业。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韩国“新北方政策”“新南方政策”的逐步对接,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开始进入快速推进阶段,对中韩两国的经济协作以及第三方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较大的提振作用。因此,探究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发展过程、合作动因、合作方式、发展阻力以及相应的发展对策,能够更好地推动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的高质量发展。

一、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发展过程

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基于双方多个领域的比较优势互补,经贸合作与战略对接直接推动双方在第三方市场的快速发展。但是,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失衡对中韩双边关系产生直接影响,致使两国在第三方市场合作进程中并非一帆风顺。在萨德入韩之前,中韩双边贸易和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推动双方积极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并取得了一些重要建设成果,比如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与韩国大宇国际集团公司合作建设经营的中缅天然气管道项目已于2013年7月正式营运,该项目保障了中国、韩国、缅甸以及周边国家能源行业和能源安全的稳定发展。但是随着萨德入韩事件的逐步发酵,东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平衡和地缘经济合作格局被打破,外交关系直接影响了经济关系的可持续发展,也导致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陷入低谷。2017年5月,文在寅当选韩国总统后,积极修复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使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又开始恢复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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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是中韩经贸关系的重要年份,双方在贸易、投资、第三方市场合作领域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协议和备忘录。6月1日,中韩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签署,并在当年12月20日进行第一次降低关税,超过90%的贸易商品在降税过渡期后完全进入零关税时代。10月31日,中韩两国政府高层领导人在首尔签署17个合作文件,其中包括中韩两国共同进行第三方市场合作和国际产能对接,这为中韩两国企业展开第三方市场合作创造了重要发展机遇。

2015年,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与韩国DOWHA工程公司等组成企业联合体,成功中标秘鲁利马地铁2号线综合监理服务项目,开拓了中韩两国在南美洲的第三方市场合作;中石化炼化工程集团洛阳工程有限公司与韩国韩华工程建设公司等组成企业联合体以EPC方式参与建设科威特阿祖尔炼油厂项目,加强了中韩两国在中东第三方市场石油产业的深度合作。

2016年是中韩自贸协定生效的第二年,贸易便利化的快速发展加大了两国政府和企业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力度。双方企业的合作不再局限于双边市场,而是扩展到东南亚、东北亚、南亚、非洲、南美洲等区域乃至全球第三方市场。5月27日,第十四次中韩经济部长会议在首尔举行,在全球经济处于下行趋势的背景下,中韩两国意识到加强第三方市场合作的重要性,确定将钢铁建材、石油化工、电子通信、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等第三方市场国家所急需的基础设施投资作为中韩两国合作的重点,同时将电子商务、健康医疗、智慧城市和可再生能源为主的新兴产业作为中韩开拓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新领域。

但是,由于东北亚地区局势及其所衍生的其他问题对中韩双边关系造成了直接冲击。2016年中韩双边进出口总额为2525.76亿美元,较同期下降8.4%,中国向韩国出口937.08亿美元,较同期下降7.5%,中国自韩国进口1588.68亿美元,较同期下降9%;2016年中国对韩国直接投资额流量为11.48亿美元,较同期下降13.3%,2017年中国对韩国直接投资流量为6.61亿美元,较同期下降42.46%。外交政治因素导致双方在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方面都出现大幅度下滑,致使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陷入低谷,同时也阻碍了中韩之间的文化和民间交流。

随着2017年5月文在寅当选为韩国总统后,中韩双边关系开始转圜,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出现新的发展机遇。2017年12月13日至16日,韩国总统文在寅对华访问被视为中韩关系升温的重要标志,中韩两国领导人在第三方市场合作方面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一带一路”倡议与“新北方政策”“新南方政策”的对接为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在中韩两国发展战略对接的推动下,双方通过高层领导人互访、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中韩经贸联委会和中韩企业家论坛等不同对话交流机制,进一步开拓了中韩两国在北极航线、超级电网、国际物流和东北亚铁路共同体等多个项目中的第三方市场合作,见表1。

总之,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为双方政府、企业和民间组织开展国际经济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不仅推动了中韩两国政府层面的高层对话和政策对接,还加速了企业层面的技术、金融和劳务合作,是中韩两国经济互动、战略对接和技术交流的新模式,也是中韩两国维护国际多边贸易体系的重要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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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韩第三方市场的合作动因

中韩两国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是双方共同利益诉求的结合。政府层面的发展战略对接和企业层面的优势产能互补为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合作基础和发展机遇,对中韩两国的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国际产能合作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一)发展战略对接,夯实中韩政府政治互信

“一带一路”倡议和“新北方政策”“新南方政策”作为中韩两国各自对外发展的长远规划,在发展目标、实现途径和重点领域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尤其是二者都将中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东欧的基础设施、资本投资和技术转移作为建设重点,这为中韩两国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提供了共同合作基础。

“新北方政策”和“新南方政策”是韩国总统文在寅2017年5月就任后提出的新发展战略,其特点是以发展多边外交和扩展经济影响为目标。“新北方政策”的重点在于对接俄罗斯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新南方政策”的重点在于韩国与东盟和印度的经济互动。2017年12月,文在寅访华期间表示将推动韩国“新北方政策”“新南方政策”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对接,中韩两国将在交通互联互通、能源科技、第三方市场合作、区域贸易投资和人文交流等领域展开重点合作。一方面,“新北方政策”与“一带一路”中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具有重叠的发展计划,其目标都旨在实现东亚、中亚和中东欧等亚欧大陆地区的互联互通建设。“新北方政策”的发展重点是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推动九桥战略,在中国东北三省启动大图们江开发计划,在中亚地区参与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在中东欧国家开展服务业、制造业和宇航产业的对接。从东亚、中亚一直延展到中东欧的“新北方政策”与“一带一路”中的中蒙俄经济走廊、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以及中东欧“16+1”合作机制具有高度的契合度,尤其是在中亚、西亚和中东欧国家等第三方市场中中韩两国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另一方面,“新南方政策”与“一带一路”中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具有共同的第三方市场合作基础,两者的发展地区都指向东南亚、南亚等广大发展中国家。“新南方政策”的重点是以人才、繁荣与和平的战略推动韩国与东盟国家建立经济共同体,扩大韩国在湄公河次区域、东盟基建领域和金融领域以及在南亚次大陆的深度合作。以东南亚、南亚为合作重点的“新南方政策”与“一带一路”的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产生高度重合,该区域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基础设施、投资资金和先进技术的需求,成为中韩两国在东南亚、南亚地区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市场基础。

(二)优势产能互补,实现中韩企业错位发展

中韩两国由于技术要素禀赋的差异致使双方产能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不同位置。中国产能丰富,但处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中端或低端,韩国科技相对发达,在高新技术和创新设计方面具有优势产能,处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中高端。韩国在机械、化学、电子等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具备比较优势,中国在金属制品、纺织业等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具备比较优势。因此,韩国的资金和技术优势与中国的资源和成本优势能够实现互补发展,中韩两国在机械制造、人力成本、自然资源等第三方市场领域具有合作潜力。

中韩两国的优势产能互补,能够提升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规模效益。基于比较优势产能基础上所形成的产业间贸易合作、产业内贸易分工和产品内贸易上下游关系,使中韩两国的第三方市场合作具有深厚的合作基础和广阔的合作领域。一方面,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产业结构以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为主,优势产能主要集中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缺乏技术和知识要素高度聚集的优势产能,致使中国企业“走出去”在“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中的高质量发展受到阻力,会增加中国企业的投资风险和运营风险。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能够借助韩国企业在核心技术、国际投资、人力资源、跨国公司管理和市场协调运营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弥补中国企业在第三方市场合作中的发展短板,在提升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项目质量的同时,还能为第三方市场国家带来发展红利。另一方面,韩国作为亚洲“四小龙”国家,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使其优势产能主要集中在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但是近年来韩国国内经济缺乏持续增长动力,国际贸易收支结构日益恶化,加之人口老龄化加剧了劳动力不足和消费市场的萎靡,导致以外向型为主导的韩国经济面临发展困境。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是韩国重振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能够结合韩国企业的比较优势产能与中国企业的劳动力、资源和市场等比较优势进行错位互补发展,依托中韩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和第三方市场的实际发展需要,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为第三方市场国家提供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的支持,实现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规模经济效益。

(三)创造发展机遇,推动中韩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三方市场合作作为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合作方式,为中韩两国的国际经济协作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在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框架下,中韩两国政府层面的政策对接和企业层面的优势产能互补,为中国与韩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了重要的动力支撑。

一方面,对于中国来说,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是“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的重要实践,也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协作的主要合作方式,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发展机遇,对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韩两国的第三方市场合作立足于两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优势产能的互补和第三方市场合作国家的现实需要,不仅有效地带动了中韩两国相关生产要素的高度协作,还为中韩两国的国际多边合作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在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运行机制下,中韩两国在东南亚、东北亚、中东和南美洲等地区的能源、交通、物流和电力等行业取得了一系列建设成果,开拓了中韩国际经济合作的市场广度和行业深度,为中韩两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因此,为了推动中韩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需要进一步拓展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发展潜力,为中韩两国企业创造更多的合作平台和发展机遇。

另一方面,对于韩国来说,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为重振韩国经济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韩国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全球经济的下行趋势和国际贸易争端分歧严重挫伤了韩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该种发展模式容易受到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冲击和影响,致使韩国经济的敏感性十分突出。中国、美国和日本作为韩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国,是韩国外向型经济的主要目标市场之一。但由于近年来美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掀起的贸易保护主义,尤其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对韩国经济造成了较大影响,2019年中韩进出口贸易额为2845.76亿美元,累计比上年同期下降9.2%,其中中国自韩国进口额为1735.75亿美元,累计比上年同期下降15.2%;同时,2019年日本对韩国进行两轮贸易制裁,对部分商品实行贸易管制,并将韩国从“白名单”中除名,这不仅扰乱了韩日贸易之间的正常供应关系,而且加剧了韩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因此,韩国为了给经济注入新的发展动力,积极与中国开展贸易、投资、第三方市场合作以及国际产能合作等多个领域的协调发展,尤其是通过第三方市场合作为中韩两国企业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打造了新的合作方式,推动了中韩两国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等要素的充分融合与协调,为中韩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创造了合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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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中韩两国都处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成为两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共同目标。中韩两国企业可以在各自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共同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第三方市场合作,为中韩两国的经济协调发展提供新的合作平台,同时为第三方市场国家创造经济发展机遇。

三、中韩第三方市场的合作方式

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依托双方政府发展战略的对接和双方企业比较优势的互补,形成了相互协作的错位发展机制,在第三方市场中开展了产品服务、工程建设、投资合作、产融结合和战略合作五个种类的合作领域,在南美洲、中东地区、东南亚和东北亚等第三方市场中共同打造了众多示范性工程。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项目以交通、能源和电力等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为主,其合作范围、规模经济效应、分工层次和战略前瞻性都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不仅加深了中韩两国企业的经贸合作和优势互补,还为第三方市场输送了大量的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

(一)产品服务类第三方市场合作

中韩在产品服务类第三方市场合作,主要指的是中韩两国企业在第三方市场的设备采购、技术标准认证、工程监理、投资方向研究和法律法规咨询等服务类领域进行合作。在产品服务类第三方市场合作项目中,中韩两国主要利用各自的技术标准、建设经验、管理经验和运营经验等方面的比较优势,结合第三方市场的现实需求进行错位互补发展,在充分发挥中韩两国企业各自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共同为第三方市场目标客户提供高效可行的整体设计方案。

在中韩产品服务类第三方市场合作中,中韩两国企业通过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在第三方市场中打造了众多示范工程。秘鲁地铁二号线监理项目是中韩两国企业开拓南美洲市场的重要合作项目,该工程总里程为35公里,沿途共设35个车站,总成本为53亿美元。在工程监理环节,中国、韩国和秘鲁三家公司组成联合体,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凭借在轨道交通工程监理咨询的技术优势、韩国DOWHA工程公司在海外市场管理和国际化运营的丰富经验以及秘鲁CESEL公司对当地法律法规和营商环境的熟悉顺利通过评审。该地铁监理项目是中韩两国企业利用比较优势进行错位互补发展的标志性工程,不仅为利马地铁二号线提供了设计审核、机车监造和施工监理等领域的优质服务,还为中韩开展产品服务类第三方市场合作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合作路径。

(二)工程建设类第三方市场合作

中韩在工程类第三方市场合作,指的是中韩两国在第三方市场的港口、高速公路、铁路、机场、电子通信、电力设施和石油化工等基础设施工程领域的合作。在工程类第三方市场合作项目中,中韩两国企业主要通过工程总分包、项目管理承包、设计—建造、施工管理承包以及企业联合竞标等方式参与第三方市场合作。在该种合作领域中,中国企业主要发挥基建能力、建设周期和成本控制等方面的比较优势,韩国企业则利用其高新技术、直接投资经验、海外项目管理以及市场协调等比较优势,共同为第三方市场合作项目提供工程设计方案和建设计划。

在中韩工程建设类第三方市场合作中,中韩两国政府和企业通过战略对接和比较优势互补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发展成果。在铁路建设领域,东北亚铁路共同体是韩国“新北方政策”框架下九桥战略中铁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韩两国在东北亚地区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潜在领域,该项目计划利用中国、俄罗斯和蒙古的铁路系统,实现与朝鲜半岛南北铁路的连接,进而形成东北亚铁路互联互通的整体网络体系,实现韩国与中亚、中东欧国家的国际贸易合作。在电力设施领域,东北亚超级电网是东北亚地区能源互联互通的重要基础工程,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水电与风电、蒙古的风电与太阳能和中国东北以及华北地区的风电,将与韩国、日本在清洁能源产业的先进技术相结合,构建东北亚地区清洁电力能源的开发、运输、配置和销售的集成系统。在石油化工领域,科威特阿祖尔炼油厂项目由中石化炼化工程集团洛阳工程有限公司与韩国韩华工程建设公司等以EPC总承包建设方式进行第三方市场合作,合作环节涉及项目设计、工程管理、设备采购、建设监理和工程试运营等多个领域,该项目能够为科威特创造8亿美元的市场需求,同时将为该国人口的1%创造就业机会,对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了重要推动力。截至2019年12月,中石化炼化工程集团洛阳工程有限公司已经完成阿祖尔炼油厂项目的主体结构建设,待完全建成后将帮助科威特生产具有高附加值的高质量清洁燃料,推动科威特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三)投资合作类第三方市场合作

中韩投资类第三方市场合作,指的是中韩两国企业通过跨国并购、联合投资和参股投资等方式在第三方市场展开合作。在投资类第三方市场合作中,中韩两国企业主要以股权合作的方式形成利益共同体,利用中韩两国企业在技术、资金、资源、人力和管理经验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共同参与第三方市场的项目竞标、方案设计、工程建设、设备运营和后期维护,进而构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伙伴关系。

在中韩投资合作类第三方市场合作中,中韩两国企业通过股权合作所打造的风险利益共同体,为中韩两国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机制。在东北亚国际物流合作中,珲春国际物流园是中韩在东北亚地区展开第三方市场国际物流合作的示范工程,该项目由韩国浦项钢铁公司下属的浦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与中国浦项钢铁公司持有80%的股份,韩国现代集团下属的现代商船、现代物流等持有20%的股份。按照规划,该物流园第一期工程完工并于2014年1月开始运营,第二、第三期工程于2019年建设完成,届时将成为东北亚地区连接中国、韩国、朝鲜、日本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物流枢纽中心。在东南亚石油产业中,中缅天然气管道项目是中韩两国在东南亚地区投资合作类第三方市场的示范性工程。该项目总长为793公里,自缅甸西海岸皎漂港至中国瑞丽入境,已于2013年7月正式运营。中缅天然气管道项目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韩国大宇国际集团公司等按照一定比例出资进行共同建设,其中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股份占到50.9%,是该项目中的控股方,负责管道的设计、建设和运营,韩国大宇国际集团公司和缅甸油气公司的股份为49.1%,以参股的方式参与该项目建设。截至2019年11月30日,中缅油气管道已经累计为缅甸创造5.2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收入,为缅甸当地培养了大量的熟练技术工人,当地员工的比例已提升至80%以上,对缅甸国内经济的持续中高速增长提供了新动力。

(四)产融结合类第三方市场合作

中韩产融结合类第三方市场合作,指的是中韩两国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或商业性金融机构在第三方市场的投资、保险、贷款和融资等领域展开合作。在产融结合类第三方市场合作中,中韩两国金融机构主要通过银行贷款、联合融资、贷款担保、转贷款和股权合作等方式参与第三方市场合作项目的可行性分析、工程建设和后期运营,以此帮助中韩企业开拓多元化融资渠道,降低投资项目融资风险系数,实现两国金融投资机构和第三方市场合作项目的共同发展。

中韩两国在第三方市场产融结合领域具有深厚的合作经验。2013年,中国进出口银行和韩国输出入银行达成互惠风险参与协议,根据协议内容,中韩两国金融机构将为两国企业在第三方市场展开合作时提供融资和担保服务,并在必要时为企业提供金融援助;2014年,中韩两国金融机构在互惠风险参与协议的基础上,进一步在超大型节能环保船舶融资项目中展开深入合作,该项目是中国进出口银行与韩国输出入银行的联合融资项目;2017年12月,韩国总统文在寅访华期间,促成了中国进出口银行和韩国输出入银行签署《互惠风险参与协议补充谅解备忘录》,这为中韩两国参与产融结合类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融资、担保和信息共享提供了制度保障。中韩两国在国际投资和金融领域的合作,充分发挥了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制度优势和资金优势,同时也结合韩国输出入银行在国际投资、联合投资和股权合作等领域的丰富经验,为中韩两国开展产融结合类第三方市场合作创造了合作基础。

(五)战略合作类第三方市场合作

中韩战略合作类第三方市场合作,指的是中韩两国企业参与第三方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实现发展资源共享和比较优势互补,帮助第三方市场国家实现发展目标。在战略合作类第三方市场合作中,中韩两国企业主要通过与当地政府或企业达成战略合作协议或成立战略合作组织,在第三方市场国家发展战略的框架下参与科技研发、工程建设、物流网络构建、直接投资、交通互联和人才培训等全方位、多领域和多层次的合作,结合中韩两国企业的比较优势和第三方市场国家的优势资源,为第三方市场的社会经济创造发展机遇。

在中韩战略合作类第三方市场合作中,中韩两国企业通过战略对接或参与建设第三方市场国家发展战略,为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拓展了新的合作领域。在双方战略对接方面,北极航线项目是韩国“新北方政策”框架下九桥战略(9-Bridge)与中俄之间“冰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对接项目,该条航道能够为中国、韩国、日本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等东北亚经济体提供更多的国际航线选择,其中北海航线(NSR)相对于已有的苏伊士运河航线,能够节省约5000海里的航行距离,将为北太平洋国家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在中韩参与第三方市场发展战略建设方面,泰国“东部经济走廊(EEC)”机场高铁连接项目是中韩两国企业参与“东部经济走廊(EEC)”发展规划的重要实践,有助于中国铁建、中信集团和韩国现代集团等企业通过高铁领域的合作向“东部经济走廊(EEC)”的基础设施、健康医疗、人力资源、旅游业、智慧城市、国际金融、数字经济和商品农业等领域进行拓展,使得中韩两国企业通过第三方市场合作能够深度融入泰国“东部经济走廊(EEC)”发展计划,有助于丰富中韩两国在战略合作类第三方市场的合作经验,为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合作基础。

四、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挑战与阻力

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在东南亚、东北亚、南亚、中东和南美洲等地区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但同时也面临双方经济结构重叠、第三方市场复杂的营商环境、美国因素的介入以及中韩经济波动等不同层面的挑战与阻力。

(一)产业结构重叠,经济竞争加剧

经济结构重叠所导致的竞争性是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内生阻力。中韩两国的国际贸易、直接投资和经济联系,已由原来“雁阵模式”的垂直互补分工逐渐演变为全球价值链的水平分工竞争,双方经济结构的竞争性日益明显。生产效率的提升使中国的产业结构发生变动,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以自然资源要素为基础的资源密集型产业,已经逐步向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进行转变,进而导致韩国对中国原有的直接投资和以垂直分工为基础的国际分工体系出现变化。以产业能力提升、产品结构重叠和产品附加值增加为特点的水平竞争成为双方经济关系的新趋势,导致双方产业结构与经济关系的竞争性递增。在东亚地区以产业间分工为基础的“雁阵模式”中,中韩两国的国际贸易、直接投资和产业合作是以双方技术、资本差距为基础进行的,由于中韩两国在技术、资本和管理经验上存在差异,技术和资本具有比较优势的韩国向中国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中国吸收韩国的直接投资向韩国出口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但是中国通过学习、模仿和创新等“干中学”的方式逐渐提升了生产的技术要素禀赋,致使中韩两国企业的差异性与比较优势逐渐缩小,双方产品的技术、资本等要素密集度也逐渐相似,由此导致中韩两国产业内和产品内国际贸易的国际分工体系开始发生变化,即双方出口贸易结构的相似性导致贸易竞争性增加。由中韩两国的产业结构可知,中韩两国在机电产品、化工产品和金属制品中存在高度重合,产业间合作逐步向产品内合作过渡,中韩的贸易互补程度下降,竞争程度提升。

在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中,中韩两国的合作基础立足于各自产业结构的比较优势,但是生产力的趋近与产业结构的部分重叠,使中韩两国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竞争的结构性矛盾凸显,促使两国企业在原有“中心—外围”的国际贸易体系和不同产业价值链的国际分工体系中的经济基础发生变动,尤其是韩国企业在电子设备、机械设备和运输设备等领域的比较优势开始逐渐趋弱,导致两国企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呈现互补性减弱、竞争性增强的趋势,进而对中韩两国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基础产生影响。

(二)营商环境复杂,合作项目受阻

第三方市场营商环境的复杂性是中韩展开合作的现实困境。东南亚、东北亚、南亚和南美洲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作为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主要区域,拥有巨大市场发展潜力的同时,也存在政治生态复杂、融资渠道不健全和文化习俗差异等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导致中韩两国在展开合作的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

中韩两国第三方市场合作主要涉及基础设施、能源开发和交通运输等大型基建工程,这些项目具有建设周期长和投资金额大等特点,对第三方市场营商环境的微小变动都具有较大的敏感性。首先,第三方市场政治转型过程中所衍生出的复杂政治生态对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具有直接影响,泰国“东部经济走廊(EEC)”高铁工程作为中韩在东南亚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标志性项目,是泰国总理巴育加速区域间协调发展的重要规划,但是由于触及不同既得利益集团,使得该计划很难弥合泰国政治转型过程中固有的社会矛盾,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泰国国内政治的复杂性,使中韩两国在泰国的第三方市场合作中面临较大挑战。其次,第三方市场国家融资渠道的不健全直接影响中韩合作项目的可持续发展,中韩参与合作的第三方市场多以发展中经济体为主,由于发展中国家自身市场机制、金融环境和国际信用评级很难达到国际金融机构的一般贷款条件,融资渠道单一所形成的融资困难导致建设资金不足,以致于第三方市场国家在建设过程中难以持续保障建设项目的资金供应,进而影响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建设进度。第三,文化习俗以及处理问题方式的差异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项目的建设和运营状态,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遍及东南亚、东北亚、中东和南美洲等众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合作过程中凸显出来的文化习俗差异性、法律法规适用范围和市场环境开放程度等因素,会对中国、韩国以及第三方市场国家共同参与的合作项目造成发展阻力,进而影响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可持续发展。

(三)美国因素介入,影响中韩合作

美国因素介入是影响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外部阻力。二战后的东北亚在地缘政治格局与地区秩序中发生剧烈变动,其突出特点就是美国势力对东北亚地区的渗透与影响。日本、韩国在美国的改造下使其成为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重要盟友,加之美国在朝鲜半岛局势中的角色与定位,使美国对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力一直延续至今,日本、韩国都被置于美国领导的同盟体系框架中。

美国对其盟友韩国的政治走向、外交方向具有深远影响,韩美之间的军事同盟关系是韩国外交政策的基石。纵观韩国对外政策走向,其外交政策都立足于韩美同盟的政治关系纽带,尤其是涉及国土安全和外交关系领域。虽然韩国总统文在寅提出要把“新北方政策”和“新南方政策”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实现对接,但是中韩之间的战略合作仅限于经济与文化层面,其重要性次于韩美之间的军事联盟,这也导致中韩两国在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时受制于美国因素的干扰。在萨德入韩事件中,该项目作为韩美同盟在国土安全领域的合作,引起中国、日本、俄罗斯和朝鲜等东北亚国家对自身国土安全的担忧,打破了东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与地缘安全结构平衡,由此衍生的安全困境对中韩两国之间的政策对接、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造成直接影响,导致这一期间双方进出口贸易、直接投资流量与旅游人数方面呈现大幅度下滑。由此可见,韩美同盟体系下的政治关系是韩国经济发展与外交政策的基石,深刻影响韩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发展走向。

近年来,东北亚地区秩序与力量对比已经转变为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从美国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到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印太战略”,其主要特征就是美国试图抑制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韩国作为东北亚地区的重要国家,既是美国的盟友,又是中国的重要经济合作伙伴,交叉性联系使得韩国的对外政策与经济发展很难协调同步。中韩两国的发展战略对接、人员交往以及第三方市场合作,触及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利益,也对美国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市场的优势地位形成替代效应。因此,基于中韩两国发展战略对接下的第三方市场合作可能会受制于美国因素的干扰,对合作项目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影响。

(四)中韩经济波动,影响合作质量

中韩两国经济波动是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发展瓶颈。全球负利率的出现、国际金融市场的信心缺失以及中美贸易摩擦的不稳定性,影响中韩两国第三方市场合作的高质量发展。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贸易摩擦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出口贸易结构、目标市场和国际直接投资,使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受到冲击。韩国作为东北亚地区的重要经济体,其科研能力和生产能力都已达到较高水平,但是随着全球贸易增长的放缓,尤其是半导体贸易的萎缩,导致韩国短期内经济发展逐渐减慢,中长期经济增长缺乏持续动力,经济的周期性和结构性面临较大发展压力。

中韩经济波动所衍生出的经济增长乏力、贸易收支不平衡以及直接投资减少等问题,对中韩两国政府发展战略的对接和企业比较优势的互补造成阻碍,直接影响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的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对于中国来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加剧了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抬头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较大波动,导致中国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和外部输入型经济风险逐渐上升。尤其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对中国市场发展预期、进出口贸易结构以及企业的生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2019年中美贸易总额为5413.88亿美元,累计比上年同期下降14.5%,其中中国对美国出口额为4186.74亿美元,累计比上年同期下降12.5%,中国经济的提质升级仍面临严峻挑战。另一方面,对于韩国来说,一是GDP增长乏力,其中2017年至2019年近三年的GDP增长率出现连续下滑;二是2017年至2019年进出口贸易增长速度下降和国际贸易顺差呈现连续递减,国际贸易收支结构逐步恶化,其中2019年总出口额为5424亿美元,同比下降10.33%,而且2017年至2019年贸易顺差呈现持续下降趋势;三是国内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适龄劳动人口比例逐年下降,青少年人口长期处于负增长,不利的人口结构压力导致韩国国内劳动力不足和消费需求疲软,根据OECD预测,韩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预计在2025年超过20%,在2050年超过35%,这意味着韩国社会将面临高额的医疗保健费用、更低的报税额度和疲软的消费市场需求。因此,中韩两国经济波动会加剧双方在经济增长、国际贸易额和直接投资方面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对中韩在第三方市场的产业协调、产能合作、金融投资和项目对接的可持续发展造成阻力,从而使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质量受到影响。

中韩翻译

五、进一步加强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路径思考

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遍及全球不同区域和涉及种类繁多的合作领域,但是传统行业合作空间的缩小、营商环境的复杂性、融资渠道的匮乏以及外交因素的影响,对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持续稳定发展造成阻力。因此,为了加强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的高质量发展,双方应在不同层面探索新的合作路径。

(一)开拓战略新兴产业,提升中韩合作质量

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主要集中在能源、交通设备和基础设施等传统产业,但随着两国企业生产技术的趋同与管理运营经验的日益丰富,基于原有比较优势基础上的第三方市场合作会逐渐转变为第三方市场竞争,导致两国企业的合作基础逐渐减少。因此,为了避免生产要素禀赋趋同而导致的比较优势基础消失,中韩两国应积极开拓第三方市场的战略新兴产业,增加双方合作的共同基础。

一方面,拓宽中韩第三方市场战略新兴产业的合作广度,转换在第三方市场单一领域的合作模式,结合第三方市场的发展需求和战略规划以及中韩两国企业各自的比较优势,推动在智慧城市、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可再生能源和健康医疗等战略新兴产业的合作,实现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的高质量发展。比如泰国“东部经济走廊”高铁项目作为中韩战略合作类第三方市场合作的重点工程,可以在高铁工程合作的基础上向智慧城市、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拓展,全面对接“东部经济走廊”的战略发展产业。另一方面,加大中韩第三方市场战略新兴产业的合作深度,基于已有合作项目的基础延伸产业价值链条和细化产业分工,增加产业上游设计与研发的比重以及产业下游运营管理和市场分销的比重,提升产业的技术禀赋、产品的附加值和工人的技术熟练程度。比如科威特阿祖尔炼油厂项目作为中韩工程建设类第三方市场合作的重点工程,中韩两国企业可以通过技术转移帮助该炼油厂提炼更高品质的成品油,也可以通过延伸石油加工生产链生产更多的相关产品和为当地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二)打造合作示范工程,实现互补共赢发展

第三方市场合作是中韩两国基于各自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新型合作模式。双方在第三方市场的交通设施、能源化工和基础设施等领域打造了一系列重点工程,在提升第三方市场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创造了中韩两国与第三方市场国家合作共赢的发展路径。因此,示范工程所产生的乘数效应既能够满足第三方市场国家的发展需求,也可以推动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的高质量发展。

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需要有针对性地打造区域间或行业间的重点示范工程。一方面,对于打造不同区域之间的示范工程,中韩两国可以在不同的合作区域打造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标杆性工程,比如可以将秘鲁地铁二号线监理项目打造为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在南美洲的示范工程,通过该工程扩大中韩两国企业在南美洲的影响力,同时也可以将泰国“东部经济走廊”计划打造为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在东南亚的示范工程,以此来加强中韩两国企业在东南亚地区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对于打造不同行业间的示范工程,中韩两国可以在第三方市场不同的合作项目中打造重点示范工程,尤其是在第三方市场国家技术要素欠缺和投资资金不足的产业领域,比如可以将中缅天然气管道项目打造为投资合作类第三方市场合作的示范工程,以及把北极航线、东北亚超级电网和东北亚铁路共同体等打造为中韩在东北亚地区第三方市场合作的示范工程,以此提升中韩两国企业的产能合作和优势互补。

(三)创新金融领域合作,提供建设资金支持

东南亚、东北亚、南美洲等地区的发展中经济体是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主要区域,由于这些第三方市场国家不完善的市场机制、单一的融资渠道和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导致其投资资金不足,难以保障建设周期长和投入资金多的大型基建工程的资金供应,会直接影响中韩两国在第三方市场合作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为了缓解第三方市场融资困难和资金不足的问题,中韩两国应在第三方市场加强金融领域的合作,为项目建设提供资金支撑。

创新中韩第三方市场金融领域的合作可以从双边金融机制和多边金融机制两个维度来进行探索。一方面,从中韩两国的双边金融机制创新来说,中韩两国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商业性金融机构可以在国际投资、信用担保和发放贷款等领域为第三方市场提供不同类型的金融工具支持,比如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与韩国输出入银行可以针对第三方市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融资需求,制定对口的融资渠道、贷款条件、保险方案和偿还模式,降低第三方市场国家的融资风险,提高中韩两国第三方市场金融领域合作的灵活性。另一方面,从区域性或国际性的多边金融机制创新来说,中韩两国在第三方市场合作项目中的融资、贷款和担保等可以依托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致力于“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的专门金融机构,通过股权合资方式实现中韩两国在第三方市场的投资机构与区域性金融组织的合作对接,创建第三方市场合作项目的共同投资基金,为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开辟新的融资渠道。

(四)完善协调沟通机制,保障合作顺利开展

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受制于韩美军事同盟关系和第三方市场营商环境等不同层面的冲击与影响。因此,为了协调不同因素对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影响,两国应该构建应对不同问题的协调处理机制,保障两国合作项目的顺利开展。

中韩第三方市场协调机制可以从中韩双边机制和国际多边机制两个层面来进行构建。一方面,在构建中韩双边协调机制中,中韩两国应在已有“第三方市场联合工作组”的基础上,拓展两国在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研究机构、民间组织和驻外使领馆等不同层面的交流协调机制,通过两国政府间和驻外使团的协调斡旋来缓解韩美军事同盟以及朝鲜半岛局势对中韩经济合作的干扰,发挥两国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比较优势为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寻找新的投资领域,借助大韩商工会议所、韩国贸易协会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等民间团体和研究机构为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提供更多的灵活性处理方案和应对机制。另一方面,在构建国际多边协调机制中,中韩两国在处理不同问题时应有针对性地借助多边协调机制来维护双方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项目。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推行的贸易保护主义,中韩两国可以通过联合国、世贸组织等多边框架下的贸易仲裁或协商机制来维护自身权益;对于第三方市场合作复杂的营商环境,中韩两国可以借助“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多边合作体系、亚投行多边金融合作体系等,通过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来提升中韩在第三方市场合作的适应性。

(本文转自:《东北亚论坛》2020年第3期)

作者简介:

吴崇伯,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丁梦,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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