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国图战“疫”记忆库:将对代表人物做口述史采访

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当天,国家图书馆与新浪微博联合发布了一个战“疫”记忆库。

目前呈现的只是记忆库初步形态,分为征集公告、时间轴、武汉战疫日记三部分。时间轴从去年12月1日起至3月31日,记录了疫情发展中最关键的事件。“武汉战役日记”部分包括医护人员、武汉博主、患者和疫苗志愿者四类群体发布的个人记录。

这是国图第一次针对当下发生的事件,发布公告征集文献材料。公告称征集长期有效,疫情结束后将成为国图一项常态化工作。国图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项目计划三到五年基本建成。

征集内容包括手稿、照片、书画墨迹类资料、数字资源及版权、口述史料和其他有价值的战疫相关资源。征集公告长期有效,疫情结束后,文献征集将纳入国图常态化工作。

国家图书馆业务管理处副处长廖永霞深度参与了该项目的设计与执行,她也参与了此前国图互联网信息战略保存基地的建设。她告诉记者,此次疫情对生活、心理、社会关系、社会治理等都带来了影响,这些改变就是国家记忆,记忆库希望能够呈现这些改变,并启迪由疫情带来的对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的思考。

国图后续还将开展亲历者和见证者的口述史采访,通过个人记忆汇集集体记忆,形成立体鲜活的中国战“疫”记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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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线的战“疫”记忆库初步版本。

【对话】

“尽可能把能保存的留下来,重现共同记忆”

新京报:此前博物馆系统也在征集与疫情有关的见证物,图书馆征集的内容有什么区别?

廖永霞:图书馆征集特点是基于文献,比如书籍、手稿、书信、照片、书画、墨迹等,也是以往国图馆藏体系里中包含的,是国家典籍博物馆惯有的收藏。所以在实物资料部分,我们尽可能与博物馆做了区分,例如博物馆会收藏社区出入证类似的资料,这就不在我们征集范围内。

互联网信息的保存,也是国图的一个特色。国图主动承担起互联网信息采集的职责,规模很庞大。我们去年启动了一种合作模式,与互联网平台共建互联网信息战略保存基地,这会让更多社会力量加入。

另一个特色是口述采访。国图2010年启动“中国记忆”,针对一些重大事件记录口述史,比如对汶川地震志愿者就做过口述采访。口述采访一旦系统化,能完整呈现一部分群体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我们对这个项目很慎重,不会马上启动,希望所有受访者有一段思考期和平静期,然后再去回顾。

如果有人在疫情期间有自己音频视频口述记录,我们也愿意接受捐赠。但后期系统性口述采访,会遵循伦理要求和文本资料价值的要求专门去做。

图书馆和博物馆、档案馆有一个共性的点,都是属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的记忆保存机构。我们之间相辅相成,如果各方采集的资源,未来能够有效地对接,相信能够更完整地重现某段时期共同记忆。希望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有一天能够携手,未来技术是无法估量的,现在我们能做好的,就是尽可能把今天能保存的资源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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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记忆库启动公告。


汇集个人日记呈现最真实的样态

新京报:疫情中有些人通过日记等形式留下了个人化的记录,这些内容会不会纳入征集?

廖永霞:相当欢迎。“武汉战疫日记”项目里,用户在这个话题下记录自己的故事,包括医护人员、患者、疫苗志愿者、一线媒体人、外卖骑手、公务员、社区志愿者等等,一共遴选40篇,经过作者授权以后准备结集出版。这批“武汉战疫日记”出版后会入藏国图。

另外,其他没有公开出版的平台发布的日记、个人写的日记,我们也想尽可能保存下。我们希望保存的其实是集体记忆,不是个体记忆,但只有当很多个体日记汇集在一起,呈现的才是最真实的样态,是更客观、真实的集体记忆记录。

入藏之前还会做资源遴选和评估,就像国图接受的所有捐赠一样,只有授权等流程完备,未来才能提供给大家使用。入藏时还会与捐赠者签署授权书,然后获得本人或家人许可。

后续将对代表人物做口述史采访

新京报:这个项目计划持续多长时间?

廖永霞:项目计划三到五年基本完成。到明年我们认为才会有一些深度思考的文献出来,尤其是一些出版物会面世。我们希望做得更扎实一些,通过这个案例特探索图书馆保存历史、启发思考德国方面的一些做法。

口述采访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初期征集没有把口述采访纳入,我们认为现在不是最恰当的时机,疫情还没结束,而且很多人还处在创伤中。现在遴选了代表性受访人初步名单,包括一些机构受访者,希望能还原特殊时期的共同经历和亲身感受。以后像钟南山这样的关键人物,我们有必要进行全景式的采集,不仅是这次经历,甚至整个人生经历都应该采集。

人物国家图书馆已经启动近10年的中国记忆口述史项目。

今年年底前争取上线原型系统

新京报:未来公众怎样阅览战疫记忆库的内容?

廖永霞: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当天就会上线战“疫”记忆库前期一些互联网数据。这里面包括整个抗疫时间轴上一些代表性的节点的新闻报道、话题讨论等,武汉战“疫”日记也集纳了医护人员、武汉博主、患者和疫苗志愿者等发布的日记、博文。这四类人群是武汉战“疫”日记初期梳理和展示的主体。

新京报:再往后,记忆库建成之后会如何开放?

廖永霞:互联网采集和正式出版物,因为不受版权约束,会全部上线公开。对于个人捐赠和新采集的口述史,会分不同性质逐步发布。

我们之前想过一些方案,比如在网上的记忆库里设集体空间和个人空间,集体空间发布关于疫情的公开资料和出版物,个人空间容纳一些口述史受访人的日记、手稿等,提供专属空间,具体如何呈现,还需要随着征集进展进一步考虑。

比较理想化的状态,是希望记忆库的展现顺应人类大脑的思考过程,让人重新回到过去。希望读者或用户访问平台的时候,可以跟过去发生对话,采访的素材在网站呈现可以实现交互,用户可以提问,系统来应答。我们争取今年年底之前有一个原型系统上线,推向公众。

新京报:记忆库的建设长远来看,除了收藏历史,还有什么意义?

廖永霞:这次疫情中,大家都感受到,发生了一些生活和社会治理方式的变化。比如说,数字化生活就更加深入人们的日常,这些变化也希望能通过记忆库更好地留存下来,为以后可能再次面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和紧急事件,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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