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木秉凤《新类社会生态在利益博弈中加速形成》

辛亥革命后，百年中国一直处于滚滚激流之中。从新旧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建设，从旧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中国正处进入急遽变革时代，用日新月异皆不为过。自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以后，中华民族在民族道路上走向探索之途，从三民主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社会思想探索，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探索，我们面对的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新观点令人眼花燎乱，应接不暇。中国社会从中华民国官僚资本主义到毛泽东时代高度公有的社会主义，到通过股份制改革形成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对社会生态的构筑影响亦不可估量。

建国初期我国政治结构单一，经济成分单一，社会组织单一，城乡二元结构令中国社会泾渭分明。改革开放，基层政权管理组织由人民公社制改为乡镇管理体制制，国营集体企业改为股份制，公社社员从集体土地的主人变成土地承包者，工人从企业的主人翁变成了企业的合同工人，中国社会生态在中国革命和经济变革中不变分化着又组合着…

社会生态就是社会人群的层次构成状态。自从城乡二元结构打破以后，中国的社会生态就由二元静态结构向“不断分化组合”到“再分化再组合的动态结构”转移。社会结构由社会外形结构与内里组织体系形成。宏观天下及历史变革，国际社会的社会生态大由金字塔型和橄榄球型等两种形态组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都崇尚橄榄球结构，亚洲及非洲各国大都采用金字塔型结构。

中国的改革方向将直接导致未来我们社会生态的基本结构方向和具体骨干体系的组成。2013年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生态文明全面铺开，深化改革的结果将催生社会结构调整，新类社会组织形式将雨后春笋般出现。但一个成熟的社会工作者，他不仅关注政治生态的清明稳健和经济生态的良性发展，更关注社会生态的合理架构及其体系布局的人性化、科学化和稳定性。

首先社会需要相对稳定，安居乐业是古今百姓的首选目标。但如何构筑社会稳定需要智慧，就象欧洲的很多国家，政治可能在多党轮政中出现动态，经济可能经历多劫的衰退与增长，但社会生态的稳定性几乎不受政治乱象和经济兴衰的影响，为什么？因为良好合理的构架体系为社会结构作出了基础性支撑。

中国政治上在走自己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经济上在消化吸收西方的先进生产、管理及运营制度和存在模式，但社会生态体系如何确立及其运转中走向稳定呢？

我们知道，改革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政治清明，不是为了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而是如何让广大人民群众赖以生存的社会生态在公正的大环境相对和谐稳定。因为国家的一切改革最终还是为社会大众服务，否则改革成果就不会长久，毕竟人民群众的满意和拥护才是社会一切改革的真正出发点和落脚点，才是我党“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根本宗旨所在。自古以来，一切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改革结果，都受到人民群众及正义官员的反对，王安石变法就是例证。所以，未来社会生态的最终定型，以及是否合理公正，代表广大弱势群体的工农大众最有发言权和评价权，因为他们就生存在这个社会琏条的最低层，是社会生态的直接承载者和基础构架。因为社会资源配置掌握在权力和市场两者手中，权力需要位势，市场需要资本，而这些工农弱势群众都不具备。

文明和谐的社会生态必须顶层设置，上正下合。在社会变革面前，基础人民群众对国家资本和权力作出的本能反应就是：官暴则民刁，商奸则民诈，官清则民朴，商正则民富。 所以，一个良性文明的社会生态建设，必须从政治清明、经济诚信做起。我们改革改什么？就是改掉影响文明社会生态建设的所有一切“非常态”因素。中国新型社会生态如何构建，卑人不敢妄加言断，但在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社会生态向公正文明的方向形成征途中，我们要做中国深化改革的坚定支持者，而非做即得利益的保守维持者！因为人民群众拥护的社会生态必须带来社会的和谐稳定与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