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15岁加入游击队,隶属袁文才和王佐,改名:张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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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西永新的当边村,孩子们佩服福桂(张国华小名),还因为他读书学习好。当时正值章太炎、邓实、黄杰大力倡导“研究国学,保存国粹”时期,国学运动也就跟随历史步伐进入学堂,私塾受此影响,把《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当作启蒙读物传教学生。初始启蒙的孩子,觉得十分深奥。

福桂也有“云里雾里”的感觉,特別是传统文化中,精华与糟粕常常纠缠在一起,让他充满疑惑,但同时也激发来他勤学好问的读书兴趣。先生讲的“头悬梁,锥刺骨”“凿壁偷光”“羔羊跪乳”“乌鸦反哺”等故事,还有“国学是国魂,是立国之精神,国学兴则国兴,国学忘则国亡”的肺腑之言,他听的津津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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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中将张国华】

福桂非常钦佩读书人“以书为粮食,可充精神之饥;以书作衣裳,可比华服之美”的精神,敬畏有真知灼见有本事有能力的人。这也是他在以后几十年的生涯中,尊重知识、重视知识分子的原因所在。

在私墊学习的两年中,任凭其他孩子怎么顽皮捣蛋,福桂始终孜孜不倦,读完了《大学》、《中庸》、《论语》、《诗经》,深得先生的喜爱。

20世纪20年代初,北洋军阀在各帝国列强的支持下,分成不同派系,互相争权夺利,不断发生混战,使当时的中国更加民不聊生。1924年,驻赣北洋军阀主张种植鸦片抽税筹饷的政策在永新推广,各家各户按苗蔸数交纳种烟税。私塾里的孩子纷纷回家,帮助家里改种罂粟,私塾被迫关门。

福桂休学回家,帮助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由于母亲的溺爱,幼时未参加正式劳动,间或在农忙时参加些不重的劳动。”

不能在私塾学习,福桂求知的欲望却不减,他时常在自家的田坎或村里的大桂树下读书,或扎进大人堆里听他们议论天下大事。这一年,两党合作、黄埔军校成立、孙中山打击英国买办陈廉伯商团的叛乱、冯玉祥兵变以及孙中山决定北上争取国家统一等大事,他都从大人们的谈论中略知一二。直到中年,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兴味和惬意。

1925年,福桂进入村小学习。一次,先生问:“何为六经?”其他学生面面相觑,对此熟记于心的福桂起立回答:“六经为《诗》、《书》、《礼》、《乐》、《易》、《春秋》。中国古代汉武帝时,始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设立五经博士,因六经中的《乐经》失传,故定为五经之名。汉代又‘以孝治天下’宣传宗法思想,于是将《论语》和《孝经》升格,为七经;到唐代,在明经科中设‘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和‘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加上《诗》、《书》、《易》因而有九经之称;到了宋代,《孟子》升格为经,加上《论语》、《孝经》、《尔雅》而成为十三经。”

先生闻之,瞠目结舌,不禁慨然赞曰:“此后生日后必成大器!”

1926年间,曾在南昌求学的永新籍进步青年欧阳洛、刘真(原名刘珍)、刘作述等利用寒暑假回县,在各村创办农民业余夜校、农民讲习所,同时创建了青年革命团体“民声社”,学习宣传革命道理,开展工农运动。以后在赣东北、井冈山根据地的不少干部,就是那时候训练出来的。

张焦林的孙子,即福桂的两个堂哥秋桂和天吾,也在夜校教书,福桂常常到夜校找哥哥们求教。哥哥们对旧社会的种种弊端怀有强烈的不满,经常把从上海捎来的《向导》、《先驱》、《觉悟》、《中国青年》等革命刊物,读给大家听,秘密向工农进行马列主义的传播以及反帝反封宣传,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带动更多的人一起革命。

福桂并不知道,两个堂哥当时已是我党党员。凡是堂哥的演讲,他都必到,坐在台下,全神贯注听着演讲,不禁热血沸腾。在这里,他接受了革命的启蒙教育,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为日后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26年9月,北伐军朱耀华部在欧阳洛、刘真、刘作述等接应下,从茶陵、莲花进入永新,赶走盘踞在永新的北洋军阀陈修爵部。蒋氏永新县党部和永新县临时行政委员会成立。县总工会、农民协会、商民协会、学生联合会相继成立。1926年年底,我党永新支部成立,欧阳洛兼任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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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边村的农民运动也迅速兴起,“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响彻大地。农协组织积极分子丈量土地,按人口和劳动力分配给贫苦农民。福桂算是村里有文化的人,也帮着在地里插竹排,并在竹排上写上农民的名字。

农民为保卫取得的胜利果实,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农民协会收缴了民团的枪,成立了农民自卫队。当边村的农民自卫队烧了大地主张伍家的房屋,张伍带着张正连夜逃跑,张伍的老婆没能逃脱,被枪毙,财产被没收。

正当工农运动蓬勃发展之时,1927年春,蒋氏指使段锡朋制造了震惊永丰的“3·7”事变,在赣州制造了杀害赣州市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的惨案。7日,水丰县右派头领刘儒揖、宋居仁在段锡朋、程天放、周利生和刘有莘等指使策划下,让流氓打手汤炳华等纠集不明真相的群众二三百人,袭击永丰县党部、县总工会和县农民协会等机关,抢走枪支,解散组织,拘押我党党员袁振亚、钟兆祥、薛佐唐、涅佐汉等30余人。1927年4月2日,南昌市民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暴动,史称“四二暴动”,粉碎了蒋氏的猖狂进攻。但是,事情并没有因此而罢休。时隔不久,蒋氏在上海发动“4·12”事变,紧接着许克祥于5月21日在湖南长沙发动“马日事变”。

永新大地主李益连受到唆使,率地主武装袭击县城,收缴了农民自卫队和工人纠察队的枪支,捣毁了县党部和各个民众团体,逮捕我党党员、青年学生及各革命团体负责人。气焰波及全县各地区,当边村也人心惶惶,张纯吉和儿子九发决定暂时出去避一避。汤富蛾担心福桂帮农民协会插竹排、写名字的事受牵连,于是央求张纯吉带福桂离开。

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根本没人家修房子,只会泥瓦活的张纯吉苦不堪言。他们一路走一路找活干,为了生存,他们跋山涉水,翻坡越岭,靠一根扁担、一副麻绳,开始给人挑脚(旧社会替人挑盐、挑布、挑米等营生,统称为“挑脚”)。后来,张纯吉好不容易才在吉安县谋到了一份泥工工作,九发、福桂也跟着学做泥工。

艰苦的磨炼,锻造了福桂坚强的意志和体魄。悲惨的家世,苦难的童年,使他少年早熟,并在逆境中造就了勇挑重担、争强好胜的性格,进而使他在革命战火中出生入死,英勇无畏,一步步成长为我军高级将领。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9月,毛泽东又在湘赣边界组织和发动了著名的秋收起义。起义部队攻打城市受挫后,毛泽东当机立断,改变湖南省委的原有部署,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入江西境内,沿着罗霄山脉南下,经莲花向永新开进。

听到这个喜讯,张纯吉立刻让九发和福桂收拾行装,从吉安启程返乡。在福桂心里,起义部队就是为民除害、劫富济贫的大英雄、大侠客,令他心驰神往,回乡的步伐轻快了许多。

进入永新地界,福桂迫不及待打听革命队伍的消息,可是,纯朴忠厚的老乡十分戒备,没人向一个素不相识的毛头小孩透露消息。直到张纯吉找到原先一起打工的伙伴,才知道这支队伍是湖南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率领的第1军第1师,正驻扎在三湾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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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湾村坐落在永新的西面,地处九陇山麓,与秋山、禾山、天龙山、桃花山、万年山、新源山、梅花山、义山等山脉相连被郁郁葱葱的山峦环抱,显得清秀、幽静,不易被发现,客观上给部队创造了休整的环境和机会。

这时,部队不足1000人,组织不健全,基层没有建立党的组织,党不能切实掌握部队;雇佣军队的影响严重,妨碍着官兵关系;加之作战失利,连续行军,斗争艰苦,部队减员严重;少数人经不起恶劣环境的考验,产生了悲观动摇情绪。针对这些情况,毛泽东在“泰和祥”号杂货铺里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这就是我军建军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

三湾改编进行组织整顿,采取自愿原则,愿留则留,愿走则走,将部队缩编为1个团,称1军第1师第1团;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连建立支部,营、团建立党的委员会,连以上各级设党代表;实行民主制度,规定官长不打骂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参加部队的管理,协助进行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

部队改编之后,毛泽东率部继续南下,挺进井冈山,将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2团,打土豪分田地,闹得红红火火。张纯吉将刚满13岁的福桂安全送回了家,就带着九发上井冈山投奔部队去了。

1927年10月至1928年2月,在前委的领导下,1师1团在秋溪乡打垮县靖卫团,帮助地方建立了赤卫队,暴动队等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大土豪龙德普筹款子的游击暴动,先后攻克了茶陵、遂川、宁冈县城,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开辟了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创立了井冈山根据地。随即,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四周各县,相继发动武装暴动,同时,湘潭、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等7县发生暴动。

毛泽东放弃攻打中心城市,退到农村积蓄力量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做法,遭到中央的反对。在11月通过的决议中,毛泽东的候补委员职务被撤销。1928年3月,强行将工农革命军调离湘赣边界,前往湘南支援湘南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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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革命军离开湘赣边界后,曾被工农兵处决的宁冈县长张开阳的老婆,带领蒋军杨如轩部第27师2个团,分兵两路趁虚窜入井冈山根据地,将赤卫队队长郑方贤等9名干部群众当场打死。豪绅武裴对根据地进行了“清剿”,福桂的两个堂哥秋桂、天吾惨遭枪杀。

与此同时,毛泽东依照湘南特委命令,派何长工、袁文才、王佐带领工农革命军第2团为右翼,策应由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举行的湘南起义。当得知湘南起义失利,毛泽东、何挺颍、张子清率第1团,迅速插向桂东、汝城之间,阻击从广东方向追击起义部队的蒋军。陈毅带领湘南起义的农军第3师、第7师从郴州向资兴、桂东方向转移,在永兴与资兴之间的彭公庙会合了何长工、袁文才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2团。420日前后,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近万人,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6月,改称红军第4军。

随即,一场保卫革命根据地的游击战展开了。毛、朱指挥红军,在永新、宁冈两县赤卫队的配合下,采取声东击西、避敌正面,攻其侧面的战术,三打永新蒋军,粉碎了蒋氏调动湘赣两省10余个团兵力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的大规模联合“进剿”,取得了龙源口大捷,歼灭蒋军2个团,击溃3个团,使割据区域有宁冈、永新、莲花3个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分,及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

当大家庆幸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壮大之时,红4军第28团、29团突然被拉往湘南。福桂和乡亲们疑惑不解。7月间正是稻子成熟、准备收割的季节,红4军主力和游击队为什么偏偏这时去湘南?

这是湖南省委的决定。湖南省委要求红4军“立即到湘南发展”,“泽东同志须随军委行动”。同时,取消红4军军委,另成立前敌委员会,指挥红4军与湘南党务及群众工作。

湘赣边界特委和红4军军委曾致信湖南省委,建议红4军在井冈山发展,并陈述不宜去湘南的理由。但意见未被采纳。

8月,湘赣边界红军兵力空虚、军事局势极为严峻,除了袁文才的第32团守卫着宁冈大本营,整个永新县境内只有宛希先指挥的第31团1营。湘赣两省蒋军乘机“进剿”井冈山,占领永新县城。地主豪绅卷土重回,夺走了农民手中的土地。宁冈、永新两县党的力量遭到损失,一些混入党内的人员出卖组织,带领蒋军捉拿我党党员和革命群众。战斗中,张纯吉、张九发不幸牺牲。

亲人牺牲,边界及湘南“八月失败”,疆耗接二连三传来,福桂悲愤不已,忍不住失声痛哭。

9月下旬,毛泽东、朱德率领红4军主力历经艰险,从湘南返回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收复了失地。乡亲们欢欣鼓舞,争先恐后慰劳红军、支前参战。在这种新的革命热潮中,福桂的父亲张青云参加了游击队。

这一年,福桂个子长高了一头,身板结实硬朗,当边村里的老人遇见他总爱夸奖几句:“福桂机灵、胆大,当兵打仗准有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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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桂本来就对头戴五星的红军十分崇拜,乡亲们的话,再次燃起了他当兵打仗的激情。他成天嚷嚷着:“我要参加红军,报仇雪恨!”缠着要母亲答应。

汤富蛾十分为难,她怕这棵张家的独苗有什么闪失。儿子长大只要有一门好手艺,娶一个好媳妇,在当边生息繁衍,踏踏实实过日子,她就满足了。若祖宗佑护,儿子有朝一日能够重振昔日张家的辉煌,那她就可以在张家列祖列宗面前扬眉吐气了。

汤富蛾知道福桂性格刚烈,唯恐他擅作主张,便安慰福桂说:“儿呀,等你再长大一点,娘就让你去!”

福桂嘴上不说,但心里明白,这是母亲的缓兵之计。孝顺的他看着母亲为自己提心吊胆、整日魂不守舍的模样,只好暂时作罢。

不能参加红军队伍,他就每天清早准时出现在县委大院或村小门口,领着一帮娃娃兵,拎着一桶浆糊,帮助红军在村头巷尾张贴“不杀反水农民”“欢迎反水农民回来割苗”等标语。能够张贴之处都被贴满后,他们又用柴棍子或木炭条子蘸着石灰浆,在山上显眼的大石块上书写“打土豪,分田地”“扩大红军”等等。

不久,许多反水农民陆续回到家乡。福桂看到土客籍农民联合起来斗土豪分田地的场景,尤为兴奋。

当时,蒋军除了对根据地进行频繁的军事“围剿”之外,还加紧进行经济封锁。井冈山根据地与外界几乎断绝了交通和贸易关系,老百姓生活十分贫苦。

年仅14岁的福桂,在反经济封锁的艰苦岁月中,因脑瓜活络遇事能拿得出主意,加之体力好能吃苦能跑路,承担了一些传递重要消息的任务。值一天夜里,福桂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父亲张青云和几个同乡,乔装成流浪汉落魄返乡。从父亲那里,福桂得知根据地食盐、布匹、药材等日常必需品十分匮乏,严冬来临,许多士兵还穿着两件单衣,由于营养不良、受寒等原因,官兵生病的很多。张青云此次回来就是筹集一些日用品和粮食。

福桂借找小伙伴玩之机,把这个消息传递到各家。老百姓把含有盐分的老墙土收集起来交给福桂,他把这些老墙土小心翼翼揣在怀里带回家。按照张青云的要求,他和母亲一起把老墙土放在水中搅拌溶解,用一件夹衣浸在里面,吸尽盐水,然后晾干。张青云在夹衣外罩上了一件灰布扣衫,装成走亲戚的样子出门,顺利地通过了蒋军的岗哨搜查。

到达营地后,张青云把夹衣放进锅里煮,煮出盐水再过滤煎熬,制成盐。那种盐虽然吃起来味道苦涩,但帮助红军解决了缺盐的暂时困难。此后,山下的乡亲得到盐后,游击队员就用同样的办法,为山上的红军送盐。

一天深夜,福桂召集几个小伙伴偷偷溜进蒋军营地,扔下一串点着的鞭炮,一边撤退一边叫喊:“游击队来了!”看着“围剿军”惊慌失措地拎着裤子乱窜,鬼哭狼嚎般叫喊,他和小伙伴们躲在树丛里,甭提有多高兴。

连续几次被捉弄,“围剿军”猜测是游击队指使小孩子所为,于是联络地主武装靖卫团,进村入户挨家搜查。当靖卫团到福桂家时,没有看到张青云,就把福桂绑了起来,带到靖卫团的看守所。

阴森的刑讯室在夜幕下显得更加可怕。跨进刑讯室大门,福桂眼前一片漆黑,透过微弱的光线,他隐约看见墙角有五六个小孩子,因为恐惧,紧紧挨着围成一团。

“你们怎么来的?”福桂摸黑走上前问。

“不知道。”“他们硬说我父亲去打游击了。”“我大哥去外乡干活了,靖卫团偏偏不相信,硬把我捆到这鬼地方。”孩子们七嘴八舌回答。

福桂心想,靖卫团挨家清点成年男子,凡未在家的都列为重点怀疑对象,家人就会押到这里来盘问。心中有了底,他不动声色地盘腿坐下。

“吱”的一声,门开了,靖卫团的两个队员手提油灯,背挎长枪,凶神恶煞走到大伙儿面前吼道:“说,谁家有人参加游击队了?哪个老实坦白,就放人,否则,哼哼,别怪我们狠!”

“真没有,你们可以上村里乡里打听。”大伙儿始终不承认。

靖卫团的人哪肯轻易罢手,又是威胁,又是利诱,软硬兼施折腾了两个多小时,见确实审不出名堂,才把福桂他们放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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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初,红5军军长彭德怀、党代表滕代远率第1、第3纵队南下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4军会合;红5军第2纵队在纵队长黄公略率领下,留在湘鄂赣边坚持斗争。红5军主力与红4军会合后,彭德怀、滕代远分别担任红4军副军长和副党代表;红5军第1、第3纵队缩编为红4军第30团。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4军主力3600余人,突破蒋军的封锁线,向赣南出击,开辟新的根据地,由彭德怀、滕代远带领第30、第32团坚守井冈山。

蒋军重金收买了熟知方圈几十里大小山路的陈开恩,由此人带路从黄洋界哨口侧背攻击上山,攻破黄洋界,边界军民奋勇作战,几经拼搏,终因势单力薄,弹药缺乏,导致战斗失利,八面山、双马石哨口相继失守。彭德怀率领第30团按边界特委指示,向赣南突围。

井冈山根据地沦于敌手,湘赣边界的军民受到最惨烈的打击。小井红军医院来不及转移的100多名伤病员,全部被杀害;大小五井120多户人家被斩尽杀绝69户;茨坪村110人被杀害;大井村反复被烧9次,下井被烧13次,茨坪区被烧7昼夜,三分之二的房屋被烧毁。从下庄到荆竹山50多里路内,所有房屋化为灰烬。井冈山满目疮痍,残墙断壁,尸骨遍野。

永新、宁冈、莲花、茶陵四县的游击队、暴动队组成边界赤卫总队,一部分坚守九陇山军事根据地,一部分按照边界特委的布置,组织群众转移,统筹边界群众反“会剿”的战事准备和动员组织工作。张青云受命组织群众转移,汤富蛾决定带着两个孩子离开永新。

转移途中,福桂听说怀忠松山一带有红军在战斗,再次向母亲提出参加红军的要求。

这次,没费多少口舌,母亲竟答应了,出乎福桂预料。临行前,母子俩依偎在炉火旁,汤富蛾话语不多,只是紧紧拽着福桂的手。炉里蹿出的火苗光映照在汤富蛾憔悴的脸上,福桂看见母亲眼中闪烁着点点泪花。

月上东山,洒下清凉的光辉。福桂告别亲人,高一脚低一脚踩着羊肠山道,沿着一条当初传递消息的秘密交通线,上松山寻找红军。得知部队转移后,福桂随即参加了永新县西北特委领导的游击队。为了不连累家人,也为了保护家人,他怀着对国家未来的期许,把名字“张福桂”改为“张国华”。

当时,他还未满15岁。

张国华自此成为红军队伍中的一员,他所在的游击队隶属袁文才、王佐领导的红4军第32团。不久,第32团改编为湘赣边界红军独立第1团第1营。张国华年龄小,分配的任务是站岗放哨。看着与自己同时参加红军的伙伴纷纷打上了仗,张国华心里很是羡慕。休息时,他喜欢抱着老游击队员的枪摸来摸去。

4月,游击队转战到茨坪。一天,张国华在山上放哨,看见个卖麻糖、针线、梳子的货郎朝山上走来。张国华感到这个货郎打扮有些蹊跷,头发抹得油亮油亮,不像“正路货",急忙向前来检查布防的乡工农兵政府主席谢贵山报告情况。

谢贵山立即带赤卫队员追到坳头垅,把货郎带回村盘问。刚开始,货郎赌咒发誓地狡辩,称自己是好人。当过挑脚的张国华灵机一动,一把掀开货郎的褂子,厉声喝道:“你的肩膀怎么没有茧呢?”货郎顿时傻了眼,神色慌乱,说话支支吾吾。张国华冷不防扳开货郎的右手,只见那人手掌上有一层厚厚的茧子,一看就是常握枪结下的茧。

货郎见露出了马脚,承认自己是茨坪地主民团的人,受指使前来打探游击队的实力,他们已在茨坪做好埋伏,掌握情报后,随时准备偷袭。

谢贵山一听,火冒三丈:“岂有此理!我们没收拾你们,你们反倒要来偷袭我们。”

谢贵山一边差人火速向湘赣边界防务委员会主任王佐报告,一边部署歼灭茨坪反动地主民团的战斗……

由于张国华的机灵,识破了货郎的真实身份,使游击队获取了重要的军事情报,一举歼灭驻守在茨坪的反动地主民团200多人,缴获了不少枪支和物资。

这以后,张国华在游击队名声大震,大家都知道了新到游击队的“小鬼”叫“张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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