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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l”是啥？“zqsg”又是啥？如果说当年的流行语“duang”至少还能像模像样的让人读出来的话，到了2020年的网络或与体系，对于那些不熟悉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个智力谜题了。
这种沟通符号的壁垒，一方面是由于不同的群体，比如年轻的、二次元人群和年纪大一些的社会主力人群之间的文化隔离，另一方面也受制于汉字本身的特点。众所周知，汉字是由象形文字发展而来，虽然现代汉语出现了大量的表音的汉字，但始终不能像英语等拼音文字一样。
这就导致了汉字不具备英文那种紧紧捕捉口语的灵活能力。比如duang这个词，如果不用拼音的方式，是无法用汉字写出来的，当前又没有一个部门专门负责制造一些新的汉字，况且汉字的普及推广又需要一定的周期，不能像当年武则天造出“曌”一样强行推广。同时汉字也不能像英文加点前缀后缀就会创造出一个大家都能懂的词汇，就导致了汉字的发展落后于现代人日常口语的发展。
关于汉字的问题，自从19世纪末清廷大门被西方枪炮攻破之后，就一直是一个文化层面的焦点。“五四”运动以后，钱玄同、赵元任等人倡议采用罗马字母取代汉字书写国语，这就是所谓的“国语罗马字运动”。在1931年 “第一次中国新文字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国新文字十三原则》中，大会确定的汉字改革方针是：“根本废除象形文字，以纯粹的拼音文字来代替它。
不过好在汉字在那个纷乱的年代保存下来，虽然经历了一些简化，但依然能看到其中汉语文明的一脉相承。但关于汉字的争论却同汉字一直延续下来。比如对比西方的拼音文字，在汉字体系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形象思维能力较强，在特别需要形象思维的领域，例如诗词、绘画以及技术方面非常强；西方人擅长逻辑思维，在特别需要逻辑思维的领域如科学等方面，势必非常发达。
除了对思维塑造层面的影响，文字在知识的传播以及知识权力的构建，甚至是对社会结构的塑造方面起了更为广泛且深刻的作用。鲁迅曾说过“我们中国的文字，对于大众，除了身份、经济这些限制之外，却还要加上一条高门槛：难。跨过了，就是士大夫，而这些士大夫又竭力要使这些文字更加难起来，因为这样可以使他特别的尊严。”
对于这个问题，经济史学家，加拿大多伦多学派的鼻祖，也是传播学的探索者哈罗德·亚当斯·英尼斯曾经做过深入的研究，并给出了一系列全新的观点。关于英尼斯，可能大多数人还是比较陌生。但说出“媒介即是信息”的麦克卢汉几乎都会略有耳闻。麦克卢汉称英尼斯为“最好的老师”，“我乐意把自己《古登堡星汉璀璨》看成是英尼斯观点的注脚。”
英尼斯和麦克卢汉被称为加拿大双星，而经济学家出身的英尼斯在研究了半生经济史之后，突然发现了媒介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学术生涯的后半段，接连写出《传播的偏向》、《帝国与传播》、《变化中的时间概念》，不但寻找出媒介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千丝万缕联系，还以此给当前西方文明面临的诸多问题开出了药方。
这里说的媒介，并不仅仅指的那些报纸、杂志、广播、电视，而是广义上能够作为信息载体的东西以及信息传播的行为。在这个角度来看，文字是人类文明中的一个重要的媒介，而搭载文字的包括书籍、报纸同样也是一种媒介。
英尼斯最核心的论断就是“一种媒介经过长期使用后，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他传播知识的特性。”这里所说的知识就是社会信仰、观念、技艺、仪式等总和。其实这个知识几乎等同于我们所说的“文化”。英尼斯还提到“文化是用来训练人的，让每个人决定自己需要多少信息，以便使自己得到平衡和比例协调的感觉…文化和人的能力有关，他要能够评估空间问题和时间问题。他要能够在恰当的时间迈出步子。”
考察了历史上众多的媒介之后，英尼斯把媒介分为两个大的类别——倚重时间的媒介和倚重空间的媒介。倚重时间的媒介耐久性比较强，比如粘土、羊皮纸，可以在时间的范畴上长久的存在；倚重空间的媒介则是质地比较轻，比如莎草纸、现代纸，适宜在空间上传播，但时间上并不能长久地保留。
在此基础上，英尼斯把人类历史划分了九个时期：
1、埃及文明（莎草纸和圣书文字）
2、希腊-罗马文明（拼音字母）
3、中世纪时期（羊皮纸和抄本）
4、中国纸币时期
5、印刷术初期
6、启蒙时期（报纸的诞生）
7、机器印刷时期（印刷机、铸字机、铅版、机制纸等）
8、电影时期
9、广播时期
如果考虑到当前的情况，广播可以跟电视合并为一个时期，而在最后加上第十个“网络时代”。
英尼斯认为，传播和传播媒介都有偏向，大体上分为：口头传播的偏向与书面传播的偏向，时间偏向和空间的偏向。“倚重时间的媒介其性质耐久…倚重空间的媒介，耐久性比较逊色，质地比较轻。后者适合广袤地区的治理和贸易…一种空间的材料，有利于集中化…我们考虑大规模的政治组织的，比如帝国时，必须立足在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我们要克服媒介的偏向，既不过分倚重时间，也不过分倚重空间。”
“一个成功的帝国必须充分认识到空间问题，空间问题既是军事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它还要认识到时间问题，时间问题既是朝代问题和人生寿限问题，也是宗教问题…国家的官僚体制倚重空间，忽略时间。相反宗教却倚重时间，忽略空间。”
英尼斯在他分类的媒介中，更偏向口语文明，他强调希腊文明的口头传统成就卓著，成为整个西方文化的基础。在他的体系中，书面文字过于死板和固化，被写在羊皮纸上或者印在书籍里的文字有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感觉。而创造性思维的产生，需要传播媒介提供适宜的环境，达成表达的自由和交流的自由。
使人自由的不是真理，而是对真理的探求。很明显，口语文明，更适宜探讨真理，而文字更适于记录和传播。这两种密不可分，但归结到源头，如果没有探讨，传播的再多也都是错。就如当年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们都是用一种对话的方式传递他们的思想，而东方的论语也是记录孔子的言论。
文初提到的汉字的处境，在西方也曾经有过类似的历史。早期西方文明中拉丁文一直作为书写的文字，是记录知识的载体，而民间则有着他们自身的交流方式，比如英语、法语、德语。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交流的矛盾逐渐严重，最终世俗的口语战胜了神圣的官方语言，成为推动整个社会知识流动的重要媒介，打破了神职人员对知识的垄断。
其实本质上，英尼斯提倡的就是打破某些集团通过媒介对知识的垄断，无论早期祭司、神职人员对文字书写能力的垄断还是后来国家或利益机构对书籍、报纸的垄断。让人类可以顺畅的交流，让知识可以合理的流动，这是促进整个人类思想进步的必要条件。
在对媒介的研究中，英尼斯得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结论，针对西方文明当前遇到的诸多问题，他通过媒介探求到了一个根源。英尼斯称之为“执迷于现时”（obsession with present-mindedness）。
现时观念是以现在为中心，表现为即对短暂的、新鲜的事物有着永不疲倦的兴趣，又对永恒的当下充满着迷恋和渴望。“因为执迷于现时的困扰，对时间和绵延的思考被排除了”，“追新逐异的头脑是否定时间的头脑”。英尼斯强调当前西方的问题是文明偏向太严重了，过于偏向一种空间的媒介，时间被驱逐了。
现代的时间意识是以“当下”、“现时”为中心的、线性的、不可逆的、进步的时间意识。是对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时间观的反叛。在中世纪的西方，时间观念是以基督教为中心的，从上帝造人开始，历经基督降生，最终指向末日审判，可以说其时间基础是指向耶稣诞生，而向后发散，在这其中没有人的存在。
现代的时间，是立足于当下的，是以每个人的个人体验与社会经验为中心的。但在这样一场打破基督教对时间垄断的狂欢中，人们似乎走过了头。马克思曾经描述“时间是一切，而人什么都不是…时间摆脱了它本质的、可变的、流动的本性；它凝固为完全划分界限的、由可计算的东西组成的可计算的连续统一体…一句话，它变成了空间。”
英尼斯说：“工业主义就是关注技术，这意味着把时间切分成精确的段落，以满足工程师和会计师的需求。”这些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所做出的论断，对于进入互联网世界的我们来说，听起来不但没有陌生感，反而觉得亲切无比。
如今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被所谓的工作时间占据，时间仿佛是一个同步器，为的就是让处于不同空间的人共同工作，无论你是在巴黎、北京还是土耳其，便捷的媒介信息传播，给所有人装了一个共同的外置起搏器，让每个人的工作节律高度统一。
除此之外，我们疯狂的吸取着各种信息。就如那个段子，每个人早晨起来，像过去皇帝圈阅奏章一样浏览新闻，看朋友圈。这新信息来自这个世界的四面八方，方便的媒介扩展了我们的空间感，让我们足不出户就有一种与星球共同脉动的乐趣，有一种虽然偏安一隅但却参与了整个社会进程的错觉。
可以说每一个现代人都生活在一种隐形时间机器之下而最终忘却了时间，时间泛化成为了背景，在这个背景中，我们贪婪的跨足不同的空间，摄取着空间上最大化的经验。却渐渐的没有时间纵向上的长远思考以及对历史的反思，真的只活在当下，思考在当下。
在工作中，人们不再拥有时间，所谓时间也不再是对自然、情绪的感应，而是被工业文明划分出刻度的工作内容。而在工作之余，在个体的生活中，时间也只是灵光乍现，人们陷入了一种对工作中失去的个人时间的报复性摄取，这种摄取无法通过个人经验去弥补，因为在时间范围上，一切都是公平的。工作之后的两个小时，弥补不回来八个小时工作的生命。
所以工业文明制造出了诸多的文化产品，书籍、电影、电视、游戏等等。人们的时间经验，在这些文化产品中获得重组，也使得人迷失在被切成碎片的各种“时间补充药丸”里。最终导致了一种恶性循环，本以为要弥补缺失的时间感，却最终彻底抛弃了时间感，以一种漫无目的的状态，游荡在纷繁复杂的世界空间当中。
似乎在这种趋势面前，个人的力量都会显得微薄渺小，我们不能抵抗这种现代的、进步的生活，除非我们放弃它。想要不被时间的洪流吞噬，一方面需要社会在某些层面做出改变，另一方面就只能靠自己不断关注着自己在时间中的情感与经验，多与他人口头的交流和讨论，尊重历史以及对未来进行深入的思考。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成为时间尘埃中的一粒微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