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麦加恩，“贴近爱尔兰灵魂”的作家

约翰·麦加恩（1934—2006），二十世纪下半叶爱尔兰文坛杰出的小说家，英国《卫报》称他是“自萨缪尔·贝克特以来最伟大的爱尔兰作家”。

麦加恩出生于爱尔兰利特里姆郡，是家中七个孩子中的长子，母亲是小学老师，在一小农场独自养育子女；父亲是警察，长年住在外地警局。1944年母亲去世后，麦加恩和弟妹搬去与严苛的父亲同住。这段经历对他影响甚深。长大后麦加恩接受教师培训，在都柏林一所教会学校执教。1965年，他的小说《黑夜》因“有伤风化”遭爱尔兰政府查禁，他被迫放弃教师职位，并离开爱尔兰，移居伦敦。五年后，他才返回爱尔兰，定居于利特里姆郡，在写作的同时打理农场。

麦加恩出版过六部长篇小说，其中1990年的《在女人中间》是他最知名的作品，先后获得爱尔兰时报文学奖和GPA奖，并入围当年布克奖决选名单。他也是一位短篇小说写作大师，著有四部短篇小说集。他还著有一部回忆录和几部戏剧。他的名字享誉爱尔兰文坛，其作品影响了包括科尔姆·托宾在内的诸多爱尔兰年轻一辈作家。

短篇小说集《乡下的葬礼》由科尔姆·托宾从约翰·麦加恩作品中选取的十个故事集结而成，这些故事主要以爱尔兰内陆、香浓河畔和都柏林为背景，主人公有公务员、教师、护士及警察等，他们大多来自农村，到都市寻求爱情和理想，却在传统乡村生活和现代化生活之间挣扎。麦加恩以细腻的笔触、诗意的语言，不动声色地写出了笔下人物的孤独、忧郁、痛苦和挣扎。

“短经典”系列

《乡下的葬礼》

[爱尔兰]约翰·麦加恩 著

[爱尔兰]科尔姆·托宾 编

张芸 译

九久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 | 科尔姆·托宾

一九七九年，我所在职的杂志社收到约翰·麦加恩的长篇小说《色情作家》的新书样本。二十出头、从事写作和新闻工作的我们，不少人在短时间内读了这本书，它令我们大为惊叹。故事设置在一个我们熟识的都柏林，但那无尽的黑暗，那对性和死亡的沉郁、戏剧化的表现，使这本书可能同样出自一位法国存在主义小说家之手。此外，从作者玩弄叙事的角度讲，那也可能是一位现代反传统小说作家的作品。可其实，那植根于约翰·麦加恩在先前三部长篇小说和两本短篇小说集中业已建立起的一个世界——那个爱尔兰二十世纪下半叶黑暗痛苦、萧瑟禁锢的世界。

六年后，约翰·麦加恩的第三本短篇小说集《高地》问世。这些短篇新作比他先前的作品少了些忧郁、晦暗的色彩，以一种崭新的流畅文体和技巧而写成。从其中几篇可以明显看出，他一直在细心观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爱尔兰；在其他篇目中，他回到自己的过去，那充满警惕和内省的场景。在出版之际，我去了爱尔兰西部的戈尔韦，目睹他对着一群听众讲话。我惊讶于他的诙谐幽默，他外向开朗的举止，他驾驭舞台的本领，以及他显然乐于收到听众反应的高昂兴致。我原本想象他是一个害羞的、沉默寡言的人。

他住在利特里姆郡一处偏远的寓所，可以远眺爱尔兰内陆的一座湖，去他家采访他时，我发现他既有非常深沉的一面，又坦直无遗。我还看出他逗趣极了。他十分喜欢讨论他周围圈子里那些人的怪癖和奇特的虚荣心，以及更广阔的世界。他热爱讲故事。转而当他谈起他正在阅读的书或正在创作的作品时，他判若两人，变得近乎严厉而又肃然。每次谈到书，他总是激情澎湃，满腔热忱。我惊讶于他对十九世纪法国小说传统的钻研之深。

但最令我难忘的，是湖畔那栋寓所给人的宾至如归感，他和他的太太马德琳对此投入的莫大心力。在此后的二十年中，我将发现，他们俩有多么注重良好的修养和礼数，他笔下那份圆通、周到、儒雅的特质，亦正多么深刻地烙印在他的个性和他与人打交道的方式里。

在那次采访中，他告诉我，他视新书中一篇故事《法定假日》的完成，为某种突破，那篇故事易稿了五十次之多。

他开始更频繁地来都柏林。我记得一九八九年夏的一个傍晚，我在街上碰巧遇见他，和他去了市中心的一家饭店。也许因为他交往的外人如此之少，所以像在那样的夜晚，他是个一级棒的朋友。他笑个不停，浑身散发魅力，妙语连珠。有他做伴，犹如得到上天的馈赠，密集的火花四射，令人倾倒。

他轻快而饶有趣味地谈起他在法国文坛的卓著声望。他，或可说幸运，是萨缪尔·贝克特把他引荐给法国出版商，因此，最初他的译者是一位法语诗人，对他行文节奏的领悟，不亚于领会他对爱尔兰在性和社会压抑上的种种谜团的洞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法国举行的爱尔兰作家的众多研讨会中——他总是会上那个茫然、踟蹰的明星——有一回，当就我们全体需要把政治纳入写作而展开热烈讨论时，他做了唯一一次发言，真是振聋发聩。“作家的职责是关照他写的句子，”他说，“别无其他。”

恰是这一点，使他在人生最后二十年成为爱尔兰的风云人物。早年他曾深受审查制度的迫害——一九六五年，他的第二本长篇小说《黑夜》因一点温和的性描写而被审查委员会查禁，他也因此失去了教师的工作——但他没有同教会或政府论争，没有愤懑不平或尖声抗议，他致力于锤炼他的文体。一次，我在选编一本文集时，他交给我一篇论天主教会的文章。文中，他超脱过去的纠纷，表达了对祈祷、宗教仪式及彩绘玻璃的激赏。从他与自己内心的争论中，他创作出小说；其他的争论，他把那变成玩笑。不过通常，他安静不语。

他讨厌虚荣自大、可笑的自作聪明、招摇的政党和连续不断的出国行程。他本人，从一九七三年至二〇〇六年去世（中间仅除了几次去纽约州北部短期教书和若干趟巴黎之行外），住在利特里姆郡那间可以俯瞰湖泊的小屋里，苦心孤诣于文字的节律与和声；业余时间，他则打理他的小农场。他明白，他的叙事范围有限而狭窄，但他简直为此感到自豪。他从某种角度也明白，假如他能足够放慢速度，足够努力地加工，他可以创造出看似简单、实则深具迷惑性的行文，并把一切表述出来。他，在他谦逊的作风下，是一位雄心勃勃的作家。

一次，我告诉他，我将去爱丁堡，他面露喜色，像他想到某件对他意义重大的事物时常有的那样，表情异常柔和而清澈。通常，那是一本书，或一行诗，但这回是一幅画。在爱丁堡有一幅他特别喜欢的画，他说收藏在苏格兰的国家美术馆里，是委拉斯开兹画的煎鸡蛋的老妪，绘于一六一八年。

当我前去观看这幅画时，我意识到，委拉斯开兹早期职业生涯的作品，对麦加恩的意义非凡。我认为，远不像维米尔那些场景过于沉稳、饱满的画作，委拉斯开兹的这些画作，完成于画家年轻时在塞维利亚期间，里面的人物仿佛是黑暗中射出的光跃然画布上，彼此间关系局促，与麦加恩的小说近似。

他笔下的人物时常禁锢在孤独中，但就在这份孤独迈向暴力、爱、悲痛或亲昵之际，他建立起他虚构的小说天地。他的作品大多不是发生在人物的内心和回忆里，而是在他所创造的角色之间的关系中，这些角色，很多忠实地以他认识的人为原型，或甚至是他本人。

通过这本选集中的短篇小说，读者可以感受到约翰·麦加恩的小说关怀。这些短篇主要以爱尔兰内陆、香农河畔库浩特村周边的地区，或都柏林为背景。在以都柏林为背景的短篇里，故事地点常常是某间酒吧和市中心的公寓。里面的人物主要为公务员、教师、护士和警察。这一活动范围的局限，使麦加恩得以在每篇故事的戏剧性上建立起一种紧凑的张力。在对事物灵敏的察觉和注意中，衬托出阴郁、无力、警惕之感。这些小说所包含的准确和精密，逼真地再现了人物的喜怒哀乐，通往的却是一幅暗淡、残酷的前景。

在诸如《我的爱情，我的伞》《金表》《塞拉利昂》和《法定假日》的故事里，城市中的男主人公，原本来自农村，他孤身在都柏林，寻求爱情或理想的实现。在短篇《朝鲜》《金表》和《老派》里，父与子之间进行着一场针锋相对、几近原则性的斗争，这场斗争，在麦加恩的长篇小说《黑夜》和《在女人中间》里刻画得益发激烈。

在这些短篇小说中，人生给人的感觉均好像一组仪式，不可阻挡地走向凋零和毁灭；人物惯常的行为表现为一种缓冲，分散了岁月对他们人生造成的必然影响。故事的基调往往忧伤、诗意。在如显微镜下观察到的细节中间，穿插着对人终有一死和我们在世间的命运的看法，它通常似歌曲的副歌般出现。在绝大多数的这些短篇中，仅有一处段落，将叙述进一步深入内心，跳出当务之急的世俗关怀，转向思考更宏大的问题。

例如，在《我的爱情，我的伞》里，主人公思考爱情和失去，然后，那故事仿佛是一曲四重奏弦乐，麦加恩让大提琴来了一段低沉的独奏：“一点一点地，我的人生已落入她的手掌，唯有在失去时我才醒悟过来，没有她的人生，失去自己生命的痛楚，无法像死人一样浑然不觉……”

在《塞拉利昂》里，男主人公望着他心爱的人：“她的头发在灯光下闪出藏青色。她的肌肤红润如成熟的果实。雪白的牙齿在她微笑时熠熠发光。”在麦加恩笔下，这类评语仅是提醒我们，这样的花期会消逝。他继而写道：“我们曾向着最美好的岁月努力奋斗；如今那等待着我们，在我们即将走入那岁月时，一切将化为乌有。”在《乡下的葬礼》里，菲利想起他刚过世的舅舅：“明天，彼得将被葬在基里兰山顶的土里。一个人出生、死去。如今他本人又站在那两点间的哪个位置，不得而知。……他的人生想必已经早走过了一半。”在后面的故事中，有一句格外触目惊心的话，估计会受到萨缪尔·贝克特的赏识：“人生一世的终点多么幽暗。”

在别的短篇里，进行着一场介于传统乡村生活和某种现代性之间的更世俗化的斗争。例如，在《朝鲜》里，那对父子是“最后靠这片淡水水域捕鱼为生的人”。在《老派》里，天主教会的势力正逐渐衰落，而在爱尔兰南部，昔日新教徒的优势地位，在那篇故事和《威廉·柯克伍德的皈依》中，业已式微。

麦加恩的短篇里充斥着各种名字和暗处的黑影。比如，酒吧的名字，不时地出现在那些故事里，如同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和《尤利西斯》一样，里面处处是酒吧和街道的名字。麦加恩提到的那些酒吧，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到都柏林时都在——苏格兰酒坊、穆尼酒吧、欧尼尔斯酒吧、英特耐雄纳尔、老台子、锦绣区的加夫尼酒吧、斯通尼拜特区的马利根酒吧，还有点名的旅馆——温氏酒店、谢尔本酒店、克拉伦斯酒店、威克洛酒店。（事实上，其中很多至今仍在营业。）有些人物的名字反复出现，像是继母罗兹，亦出现在后来的长篇《在女人中间》里；又如莫兰一姓，不仅有好些人物取了这个姓，那也是日后《在女人中间》里主人公一家的姓氏。

不过，这些名字的用意仅是为故事奠下基点。实质的人物一再遁入暗处，变成影子般的存在。在《金表》里，那位父亲，当儿子前去探望时，“退回到走廊的暗处”。在《乡下的葬礼》里，那位母亲始终活在暗处，足不出户。在那篇故事的第二页，菲利未能看到“那个可怜的事实，我们投下的通常不是光而是影子”。在这些短篇里，爱总是一个黑影，以失去和渴望的面目而显露，有时还以纯粹的恨意。有意思的是，麦加恩花了如此之久而写成的短篇《法定假日》，大概是小说集中唯一一篇把爱呈现为一种真正有望带来幸福可能的故事。

麦加恩将对前景彻底悲观的展望与观察社会的敏锐触角相结合。选集中最后一篇《乡下的葬礼》，堪称自詹姆斯·乔伊斯的《死者》之后，爱尔兰最杰出的短篇小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和乔伊斯那篇故事同样的广度，同样把仪式视为徒劳无益，而且同样采用一个人物关系紧密相连的小天地，某种奇特的幽魂出没其中。在这样的一个短篇里，言语变成仅是一种苍白的、掩盖时间黯然流逝的方式。

在《乡下的葬礼》中，麦加恩重塑他本人生活的地区，香农河北岸，从那儿沼泽地里流出的涓涓细流，汇成乔伊斯在《死者》中所提及的，“香农河黑沉沉的奔腾澎湃的浪潮”。他既生动描绘了这片山水的素朴之美，也再现了那儿的贫穷和与世隔绝，以及一个消亡中的村落群体和一套古老、传统的风俗体系，一如他最后的长篇之作《愿他们或可面对升起的太阳》。

与迈克尔·费瑞的鬼魂居于乔伊斯整篇故事的中心一样，在《乡下的葬礼》里，居于中心的是舅舅彼得的遗体，他的遗体，按照爱尔兰为死者守夜的传统习俗，摆放在他家小屋一个房间的床上，而在另一个房间，邻居们吃喝聊天，亦是习俗的一部分。“楼上的房间阒寂无声，人们在那儿守灵，遗体静静地躺着，敬畏于这最后的转变；而在楼下的房间，生命重新被唤起，比以往实际度过的漫长日月都更有声有色。”

在故事的跌宕起伏中，麦加恩把自古以来确立的东西与从都柏林前来参加舅舅葬礼的三兄弟间意气风发的心愿和情绪的转变，进行对比。他给这三兄弟注入巨大的能量，他们之间的冲突显得事关重大。但故事的暗流是土地本身，是那松软、饱含水分的土壤，是尚未改变也绝不会改变的东西。与这相似的正是死亡这一事实，他们的舅舅走完了一生，这趟旅程的终点是墓地。小说的行文给人一种不加雕饰的隽永感，却亦有足够的韧性，能把生者日常所关切的事，提升至一种静态，一个适中而又得之不易的高度，那始终居于这则经典短篇的核心，而它的作者，是公认的二十世纪下半叶爱尔兰最杰出的小说家。

-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