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宜在雄安新区复办（复校）

雄安新区成立以来，如果我个人有渠道，我愿意向中央或者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书面建言，让“中国大学”在新兴的雄安城复办（复校）。实际上，筹建一所现代化的、新型的、国际化的、高端的、创新创业人才模式的、高水平研究型的“雄安大学”的呼声也是雄安新区发展的重大战略之一。事实上、筹建新型的“雄安大学”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我个人以为，“雄安大学”筹办数量方面，可以是一所，也可以是多所或者若干所；我个人更倾向于在雄安高起点筹办多所或者若干所高水平大学。那么、曾经在华夏大地上历时36年之久的“中国大学”，可以作为“雄安大学”之一，在雄安新区或者新的雄安城这片热土上复办（复校）乃题中之意，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理由如下：

（一）、雄安新区，乃国之重器。雄图远略，安邦治国，不仅是领导人的高端伟岸和铁腕魄力以及远见卓识的非凡眼光，更是我大中华励精图治、引领时代风骚的天耀神策和“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北斗拱卫，自古定鼎天下，北方稳、则四海固，北方固、则天下安。古往今来，向北方，一直有“北上”之尊的说辞；去南方，则为“南下”去国以之。纵观历史，中国的盛世大一统的“真命天子”的皇朝帝国，皆定都北方，无论是四次大一统和民族大融合的王朝——秦、晋、隋、元，还是震古烁今、誉满寰球的大汉帝国、大唐帝国都不例外。而定都南方的政权（包括中华民国）多为地方割据政权或者短命王朝。这就是天下的规律，数千年来的无解似有解的命数。所以，新中国建政定鼎立都北京，我个人不禁拍案叫绝，叹其伟大、英明与正确。伴随着发展，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可持续性，尤其是中国的北方城市，除京津外，能够“拿的出手来的”，成为世界级的城市，屈指可数。北方之大，不能只有北京，雄安新区——一个世界级城市的样板应运而生。堪之大材，筑起长盛。雄安天下，文化昌馥。大学至尊，文明绵延。

（二）、在新的雄安城复办（复校）“中国大学”，似乎有些不期而遇，但终究还是有例可循的。“不期而遇”的是大时代呼唤，更有雄安自身发展的强烈需求，面向全世界的雄安新区，积极地引进全世界最先进最前卫的城市建设和管理理念，引入全球的高端机构如联合国的相关机构进驻。雄安，也要引进全球的著名大学进驻或者设立分校。“有例可循”的明证之一是上海大学。国共合作期间产生的上海大学（老上大），1927年被国民党当局强行关闭，1983年上海大学（新上大）复办，1994年整合上工大、上科大、上科专，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雄安新区或者新的雄安城将是未来中国城市发展的样板，自然要配以“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大学，方显其品质与尊贵。“有例可循”的明证之二就是中外合作联合大学的方兴未艾，引进全球知名高等学府如美国哈佛、斯坦福、麻省理工，英国牛津、剑桥等高校设立分校，或者设立具有独立实体的“联邦制”分校，增进雄安新区的活力。目前的上海纽约大学、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昆山杜克大学等都是较为成功的中外联合大学的价值典范。这种配置，也是与雄安新区的使命、担当和未来的宏图发展相一致的。

雄安新区或者新的雄安城，在时代的呼唤下，需要高水平的大学作为支撑和发展平台。中国大学的复办（复校）也撞上了雄安的时代和历史发展的钟声。

（三）、中国大学成立于1913年，至1949年停办，历时36年，为中国培养出了一大批的杰出人才。我们不能够让这所曾经“誉满天下”、有过光荣革命传统的，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一直走在前列，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民族英雄和国家栋梁的、以国名冠之头衔的著名高校，在历史的长河风烟中无声无息的消逝掉。“中国大学”的原有校址已分别被全国人大机关办公楼和教育部机关办公场所占有改用，不复存在。若在京复办（复校），已无大的可能。“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雄安新区正在“招兵买马”，这正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时刻，也是“中国大学”复办（复校）应该抓住的历史机遇，而绝无不能放松，从而在新的雄安城实现“新生”。

（四）、对比世界著名强国如美国、俄国等，都有以其本土国名命名的大学，美国的美国大学（又称美利坚大学），俄罗斯联邦的国立俄罗斯大学（又称俄罗斯国立大学）。以本国的国名命名一所高等院校，这本身就是文化软实力和民族自豪感的一种体现，更是对外的一种国家自信力和民族自信心的展示。这也是一种话语权的宣示。

（五）、有政协委员向中央建议，认为在雄安新区建立“中国的中央大学（系统）”可行，我个人以为此议实属不妥。原因有一：中国境内的台湾省地区因为历史原因，已经有了所谓的高校冠之以“中央大学”名份，内地如果再冠之一个中央为名的大学，不仅重复重叠，而且会给世人一种误解，尤其会给那些分裂分子造成“两个中央”的嫌疑和错觉，更为中国的民族国家完全统一大业蒙上不必要的混淆色彩。这种情况是中国的历史和国情都所不允许的。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为主流的国家。对于中国来说，中央、始终只有一个；中央、始终位于中国的国都——北京。当然，统一之后，把“中央大学”迁回京或者迁回雄安新区（在台湾省地区的现址上设立分校），这个是可以考虑的。

（六）、于京外的雄安新区复办（复校）中国大学，比在京复办（复校），将更有利于新生的“中国大学”的发展，原因就是：以史为鉴，前车不远。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合肥“涅槃重生”的经历就是最好的例证。对于“中国大学”的重生，将具有很强大的参考作用。中国科大倘若回京发展的话，很可能沦为一个二流学校或者二类高校。“流浪的孩子找到了家”，从沧桑流浪、漂泊无涯，到以梦为马、仗剑天涯，是合肥，让中国科大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让“科学的种子”开满了鲜花，结满了果子，才有了今天仅次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全国第三高校”的局面。如此则为未来复办（复校）的新的中国大学，具有指向性意义。相比当年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流浪”，“中国大学”的复办（复校）事宜是一个“梦游”的状态；如此的不堪，我们期望奇迹的出现。

（七）、中国大学若得雄安新区复办（复校），即为新的中国大学。其中的技术性的问题可以采取弹性的措施。略举两例：其一、课程和专业的安排，不必一步到位，可以根据时代的发展和国情的需要，分阶段、有步骤的开设各个学院。可以先开设法学院、新型工学院、医学院、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前沿高端技术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和研究生院；其后，不断地去完善，文学院、理学院、商学院、农学院等等。其二、关于新的中国大学的简称（是简称为“中大”，还是简称为“国大”），也可以缓步来，交给社会和新的中国大学的师生充分讨论后定夺。因为“中大”是目前中山大学的通用简称，“国大”不仅仅是历史上的国民大会的简称，还是目前一些较大的公司的名称。当然、这都不是事儿，得慢慢儿来。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有人说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中国的第一次共和，而新中国的建政是第二次共和，真正的共和，这也证实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的正确性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历史的车轮，始终向前发展行进，共产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向前的。中国大学诞生于第一次共和期间，如果能够在第二次真正的共和期间复校的话，将是一段历史佳话。

雄安新区本属燕云十六州故地，京师的南大门户，地理位置极佳，战略地缘意义极为重要。文化塑骨，文明泱体，若得复办（复校）中国大学，不仅仅是中国大学的命运与奇迹，也是雄安新区之幸。大学与城市的共生共荣，共治共盛，已在全球得以验证。

我们期待，新的“中国大学”之花，开在雄安新区的沃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