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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夫曼坚持田野研究，他的很多著述都基于典型的社会学人类学调查，在研究主题上，戈夫曼以都市生活为主要内容，以日常生活作为研究对象和资料来源，并强调方法论的反身性和自我意识。戈夫曼采用的资料来源、数据搜集方法以及分析技术等均具有开创性意义。本文通过较为全面地梳理戈夫曼的著述，通过系统性地研究戈夫曼的社会研究方法，一方面，有助于澄清认为戈夫曼不够重视甚至忽略方法的误解，另一方面，对于当下的社会科学研究而言，尤其是定性研究，戈夫曼采用的研究方法亦不乏借鉴意义。
一、社会研究的认识论
（一）对社会学的学科定位
20世纪40—50年代，戈夫曼的学术任务主要是以观念为导向，确立关于面对面互动的普遍性解释框架，经验资料在观念形成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
（二）对传统社会研究方法的质疑
传统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通常是先提出假设，然后通过观察进行检验，以证实或证伪它。戈夫曼认为，将这种传统的研究方法运用于人际互动领域存在严重的局限性。在戈夫曼看来，研究面对面互动的社会学家不可能像实验室里的化学家那样，仿佛依照实验程序按图索骥便能获得理想的科学结论
二、资料搜集方法
纵观戈夫曼一生的著述，可以归纳出四种研究方法，即典型的民族志研究、系统性的参与观察、非系统性的自然主义式观察以及广泛的文献研究，它们是戈夫曼搜集微观互动细节材料的重要方式。
第一，典型的民族志田野研究。戈夫曼在学术生涯早期主要采取民族志研究方法，戈夫曼对田野研究的一些观点。具体包括：浸入主体的生活环境、注意各类身势反应、移情、坦诚相交以及策略性地处理社会等级关系。在40多年后的今天，这些建议和原则已经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田野工作者的基本共识。
第二，系统性的参与观察。戈夫曼主要进行了两项系统性的参与观察：一项是内华达赌场的研究；另一项是关于电台脱口秀的研究。
第三，非系统性的自然主义式观察。戈夫曼信赖对社会生活直接进行观察而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他主张采取自然主义式观察，设法将人们对相应事件的叙述进行三角定位。戈夫曼的自然主义式观察具有两个特征，即非系统性和高度选择性。非系统性的自然主义式研究主要聚焦于日常生活的观察，在此基础上，他提炼出很多有价值的术语与概念。20世纪40—50年代，戈夫曼的这种类似于分析归纳法的自然主义式观察在芝加哥学术圈里甚为流行，并且后来由巴尼·格拉泽（Barney Glaser）和安塞姆·施特劳斯（Anselm Strauss）发展成为“扎根理论”。但是，戈夫曼本人并不十分欣赏分析性归纳法，也不会将诸如“分析性归纳”、“扎根理论”之类的标签贴于他的方法论取向。
第四，文献研究。该研究方法主要基于二手资料的分析，相关文献包括关于不同行为类型的虚构或真实的描述。戈夫曼的资料库可谓庞杂多元，从特定的社区和组织、报刊杂志、小说、信件与日记到广告图片和电台谈话等，都是他的研究素材和资料来源。戈夫曼的资料使用手法是杂糅的，他经常将各种文献资料穿插于田野经验材料之中。
戈夫曼在方法论上持开放或实验的态度，他更多的是展示可能性，而不是确定的事实。通过巧妙运用以上这四种虚实结合的研究方法，戈夫曼得以用新的方式重新组织经验材料，建立统一的分析框架和观念体系。也正是通过这些方法，戈夫曼能够广泛地摄取多种资料。
三、资料分析方法
戈夫曼搜集的是质性研究资料，他不使用统计数据、测量和实验控制组之类的量化研究方法。在关于质性资料的分析方面，戈夫曼摒弃传统的思维模式，打破规范性的认知期待，使熟悉的事物“问题化”和陌生化。通过梳理戈夫曼的著述，可以总结出四种主要的资料分析方法。
第一，重新分类与命名。类型化可谓是戈夫曼思维的首要特征，他在很多著作中都采用分类的分析方法，与分类法密切关联的是重新命名策略。概念创造是戈夫曼的另一思维特征，戈夫曼擅长于为那些尚未命名的社会事物与实践赋予学理性名称，使它们由日常表达进入分析性的话语层面。戈夫曼创造、改造或挪用了很多概念，这些概念有助于分析和阐述互动秩序。总之，类型化、重新命名和概念创造既是戈夫曼重要的思维特征，也是他分析社会现象的重要工具。
第二，逆向论证。这是戈夫曼的总体性思维特征。宽泛而言，戈夫曼从与互动疏离的诸种现象来认识面对面互动的一般性特征，与逆向论证相关的是非一致性视角。戈夫曼采用的非一致性视角具有两个特征：一是，通过在同一个语句中并置不同的观念或概念，从而创造非一致性；二是，通过有意识地选择独立存在的实体或虚构的意象，以增强这种非一致性。
第三，比较法。自孔德以来，比较法是社会学研究的经典方法。戈夫曼也广泛采用比较法，戈夫曼采用的 “比较模式”的民族志研究法，它基于传统的共识模式，同时采取一种抽象的、理论的和观念创新的比较框架。
第四，复调论证。戈夫曼在资料分析过程中还经常采取复调手法，即从多重视角反复进行论证。这最明显地表现在他的很多著作都是由相对独立的论文而不是前后连贯、逐渐展开论述的章节构成。
上述四种资料分析方法在具体运用时也不是截然分离的，它们可以同时结合、交互使用。
四、方法论批评与回应
诚然，并非所有人都认可戈夫曼的社会研究方法和资料分析技术，有些学者对戈夫曼的社会学研究持贬抑态度，批评它主题选择的任意性、概念使用的含糊性以及资料处理的粗枝大叶等，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第一，资料呈现过于随意、描述不够精准。尽管戈夫曼主张自然主义式观察，但他的著作（尤其是后期）很少有像传统民族志学者那样的详尽描述。
第二，研究信度问题。戈夫曼缺乏方法论和分析假设方面的反思，这成为他的“阿喀琉斯之踵”，使他的社会学丧失了理论和方法上的激进潜质。
第三，非传统的表述手法。有些经验研究者对戈夫曼大量采用二手文献资料很不适应，尤其是认为《框架分析》过于冗长繁琐，读起来沉闷乏味、让人厌烦，它与戈夫曼早期的行文风格迥然不同。
这些批评本身或许不无道理，本文关于戈夫曼的研究方法与资料分析技术的论述其实已在不同程度上对这些批评有所回应。不同定性研究者其哲学指导思想并不一样，因此难免存在方法论上的分歧。戈夫曼对自己的分析方法有着敏锐的自我反思和批判意识。他也意识到非系统性的自然主义式观察本身存在许多问题，因为它不仅需要对特定的个体或群体作出陈述，而且这些阐释对象的身份与边界都不甚清楚。
戈夫曼广泛使用新闻报纸、传记、小说、戏剧等作为支撑材料研究互动行为，那么，他如何看待特定文本和经验材料的有效性和代表性？戈夫曼认为，这些剪报性质的材料不仅起着确证谈论主题的作用，它们还限定其可能被过度延伸的意涵，从而防止得出过度概化的结论。这些资料本身亦展示了讨论的边界性。与传统、主流（定量或宏观）的社会学家相比，戈夫曼对学术的态度显得更加谦逊。他更多地将社会学研究看作是一门艺术。他采用的研究方法与资料分析技术也是一种“技艺”，甚至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也正因如此，戈夫曼拒绝制定或接受任何方法论原则。
五、结语
戈夫曼通过观察面对面互动研究日常生活经验，并关注互动的情境化（共同在场）特征。与传统社会学的宏大研究对象或单元不同，戈夫曼通过微观分析理解互动秩序，这是他终身关注的议题。为了展现和分析面对面互动系统这个崭新的研究领域，戈夫曼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诸如典型的民族志田野研究、系统性的参与观察、非系统性的自然主义式观察以及广博的文献研究等，从而最大程度地呈现出微观互动领域的轮廓。在资料分析方面，戈夫曼巧妙地使用分类图式、举例法、逆向论证、复调等，在建构一般性互动理论的同时亦解构常识性的假定。戈夫曼之所以采用非常规性的资料搜集方法和不拘一格的资料来源，是由于他对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定位及他的研究对象决定的。大体而言，戈夫曼的社会研究方法既具有形式化和系统性的特征，也具有印象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倾向。总之，戈夫曼的资料搜集和分析方法为我们提炼出很多有用的概念分析工具，重新赋予杂乱无章的社会事实以秩序，并给人以方法论上的启迪。
最后应指出的是，戈夫曼虽无意测量社会规范或互动行为发生的频率和分布，但他没有对定量研究或定性研究、民族志或抽样调查等不同的社会研究方法做出高下优劣的评判。戈夫曼并不反对量化研究，他反对的是用定量的工具去获得主观的经验。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原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8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于翠杰/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