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沈聊戏：张君秋为何没排《王昭君》

（张君秋剧照）

作家汪曾祺曾透露，他写了个剧本《王昭君》，是专门给张君秋写的。依据时间推测，这应当是在他被分配到北京京剧团当编剧时写的，张君秋是北京京剧团的头牌青衣，且正值艺术创作最活跃的时期，新编戏一个接一个，成就了张派艺术的高峰期。作为北京京剧团专职编剧，汪曾祺给张君秋写个剧本当属正常，但后来的事实表明，张君秋虽然创作丰富，但并没有排《王昭君》，如果不是汪曾祺本人透露，人们甚至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王昭君》的剧本今在何处，这也成了迷。

这样一位知名作家专门给自己写的剧本，张君秋为何没有排演呢？人们不禁要问。汪曾祺本人倒是在1962年给作家黄裳的一封信函中透露了一点原委。他对张君秋的艺术创作观念多有抱怨，认为张“对艺术的理解实在不怎么样。”汪曾祺在信中写道，张君秋“近年来很喜欢演富于情节的李笠翁式的喜剧，戏里总有几个怪模怪样的小丑起哄。观众情绪哄起来之后，他出来亮亮地唱上两段（这种办法原来是容易讨俏的）”。他承认，“我的剧本偏偏独少情节，两下里不大对路，能否凑在一处，并非没有问题。”尽管知道剧本存在缺点，但他依然坚持，“好在我是'公家人'，不是傍角儿的，不能完全依他。将来究竟怎么样，还未可预ト。”

“将来究竟怎么样”，后来有了答案，张君秋没有排这出《王昭君》。虽然汪曾祺是“公家人”，不是傍角儿的，即不能完全听任角儿的，但北京京剧团走的毕竟是名角路线，张君秋不答应排，也只能作罢了。如果是在国营的中国京剧院，结果也许就不同了。

其实，汪曾祺说的没错，张君秋不排《王昭君》就是因为这个剧本“动作”太少，而话太多（不管是说出来还是唱出来的）。作家和史学家写剧本，往往注重史实，而缺少动人的细节，更缺少留给演员二度表演创作的空间。这样的本子，即便是给大艺术家排演也难以出彩。明史学家吴晗顺应政治形势写出的《海瑞罢官》和孙承佩为曹操翻案而写的《官渡之战》，交给京剧大师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去排演，结果如何，除了几段唱可听外，整个戏保留不下来。把史当做戏来演，基本上没有成功的。

显然，张君秋是汲取这个教训的。他创排的新戏不少，《望江亭》《诗文会》《状元媒》《西厢记》《珍妃》《刘兰芝》……，哪出戏里都充满了富有人情味的人物和细节，所以他排演的新戏才能出出成功，出出成为经典。至于张派戏中多有“怪模怪样的丑角起哄”，这也是艺术规律和观众审美需求，其实何止张君秋一人，程砚秋的一出《锁麟囊》要用八个丑角，梅兰芳、马连良唱戏都是有名丑萧长华和马富禄长年辅佐，不可须臾离开。一个内行编剧是深谙其中道理的，编戏时往往要刻意添加诙谐内容和人物，以便对剧情的推进加以调剂，做到亦庄亦谐，而这些却被外行们忽略甚至排斥，因此他们写出的本子往往是扳起面孔，坐而论道的历史教科书，不要说观众不爱接受，连演员排戏也很困难。

（尚小云主演昭君出塞）

至于《王昭君》，京剧传统戏里也有《昭君出塞》一折，表现了王昭君深居内宮多年不被帝王宠幸的满腹幽怨，以及奉王命奔赴他乡和番对前途的惆怅。全剧载歌载舞，有“唱死昭君、翻死马童”之誉，是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的拿手好戏，曾拍成电影。汪曾祺的《王昭君》据说和曹禺的话剧《王昭君》内容基本相同，用确凿史料展示了当时和亲的民族政策的正确性。同时又避不开王昭君深锁内宮的遭遇，因为王昭君悲怨的故事通过戏曲、曲艺等早已深入民间。这样一段把政治正确的史料同万分感人的故事结合起来，不露痕迹，绝非易事。连汪曾祺自己也承认，“这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如果硬要做文章，彻底改造王昭君在民间保留的固有形象，把她塑造成大义凛然前往番邦和亲的英雄，那不仅违背历史，更违背常识。鲁迅先生曾在《阿金》一文中说过:“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灭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绝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

可以说《王昭君》剧本所固有的矛盾是难以克服的。拥有丰富舞台经验的张君秋对其中的奥妙焉能不懂，张君秋在解放后排了那么多新戏，基本上都是才子佳人和儿女情长的平民故事，与“政治”无涉，他晚年甚至拒绝出演像《大登殿》这样涉及一夫多妻的戏。也正是如此，他排出的新戏，虽然内容格调上不一定都是最高，但基本上都立得住，再加上他在唱腔上的独特发挥，因而大都成为张派艺术经典而流传下来。因此，像《王昭君》这样在内容结构上有“大麻烦”，又缺少生动情节的剧本，张君秋放弃之也就顺理成章和可以理解的了。